【我的香港回憶089】父親的英國大學roommate:後來的港大歷史系主任 (Patr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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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很難想像女兒長大之後,遇到我讀書時候的roommate,會是甚麼感覺。說來我父親在英國留學時的roommate,也算是我的世交,雖然一個文科、一個理科,他們後來也是香港大學的同事。這位父親roommate退休前是港大歷史系主任,小時候會在一些教職員家屬社交場合遇見。
在我讀書的時代,英國的大學宿舍依然很Victorian,依然有porter、有nanny,宿舍制度還有不少帝國傳統。我不知道父親的年代是否更甚,但他在倫敦,大概會城市化一點。英國學生宿舍一個比較好的潛規則是對外階級森嚴,但內部無論學生富或貧,都是一視同仁地生活,因為他們假設教育可以打破階級壁壘(當然「讀書脫貧」只適用於一級名校生)。單純憑暴發入名校,在六十年代絕非主流,那時候也沒有那麼多強國學生,令大學對某種國家構成結構性依賴。
說回這位Uncle Adam教授,本身是研究清史出身,到了退休後,似乎多了comment香港歷史,同時也出現在一些愛國活動當中,並接手了一個小型歷史學會。由於他對《春秋雜誌》定期供稿,而這些年我認識了《春秋》的老人家,所以反而多了繞過父親的直接接觸。而那個學會,也有一位相識義務協助行政,但他的氣場很難與歷史愛好者對接,令我加多了留意這一邊的江湖故事。到了反送中運動前後,一如不少歷史系教授,他持強烈大中華深藍立場,並發表了不少被有心人利用的言論。
以上我說的,要明白就應該明白。
不少大學教授到了退休之際,雖然已是知天命之年,但習慣了二千多呎的海景大學宿舍、不時有社交場合邀請的VIP排場、學生記者教授前教授後的簇擁,一時間很難適應。於是,往往從新搞一些小NGO。這本來自然應該是知識下放的好事,然而在某種獨特國情下,有供有求,假如需求只是維持「從前的社會賢達感覺」,而不是傳承知識,自然就會被乘虛而入。
這些案例,見得太多。不過畢竟都是長輩,就說到這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