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089】父親的英國大學roommate：後來的港大歷史系主任 (Patreon)

有時候，很難想像女兒長大之後，遇到我讀書時候的roommate，會是甚麼感覺。說來我父親在英國留學時的roommate，也算是我的世交，雖然一個文科、一個理科，他們後來也是香港大學的同事。這位父親roommate退休前是港大歷史系主任，小時候會在一些教職員家屬社交場合遇見。

在我讀書的時代，英國的大學宿舍依然很Victorian，依然有porter、有nanny，宿舍制度還有不少帝國傳統。我不知道父親的年代是否更甚，但他在倫敦，大概會城市化一點。英國學生宿舍一個比較好的潛規則是對外階級森嚴，但內部無論學生富或貧，都是一視同仁地生活，因為他們假設教育可以打破階級壁壘（當然「讀書脫貧」只適用於一級名校生）。單純憑暴發入名校，在六十年代絕非主流，那時候也沒有那麼多強國學生，令大學對某種國家構成結構性依賴。

說回這位Uncle Adam教授，本身是研究清史出身，到了退休後，似乎多了comment香港歷史，同時也出現在一些愛國活動當中，並接手了一個小型歷史學會。由於他對《春秋雜誌》定期供稿，而這些年我認識了《春秋》的老人家，所以反而多了繞過父親的直接接觸。而那個學會，也有一位相識義務協助行政，但他的氣場很難與歷史愛好者對接，令我加多了留意這一邊的江湖故事。到了反送中運動前後，一如不少歷史系教授，他持強烈大中華深藍立場，並發表了不少被有心人利用的言論。

以上我說的，要明白就應該明白。

不少大學教授到了退休之際，雖然已是知天命之年，但習慣了二千多呎的海景大學宿舍、不時有社交場合邀請的VIP排場、學生記者教授前教授後的簇擁，一時間很難適應。於是，往往從新搞一些小NGO。這本來自然應該是知識下放的好事，然而在某種獨特國情下，有供有求，假如需求只是維持「從前的社會賢達感覺」，而不是傳承知識，自然就會被乘虛而入。

這些案例，見得太多。不過畢竟都是長輩，就說到這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