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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中學畢業後,就進入了香港大學完成學士、碩士,然後到了英國讀博士,學校是倫敦大學,學系是電機電子工程;博士畢業後,再回到香港工作。當時London U 在牛津、劍橋之後,大約排名前五,學生分佈在大量不同學院,英國也依然未完全沒落,這樣的博士學位,「含金量」算是很高。

這段經歷,放在今天而言十分普遍,但在六十年代的香港,雖然不是鳳毛麟角,但也不是一般人的選擇。特別是我家庭並非富貴人家,讀博士可謂「高風險投資」(雖然我相信父親有一些獎學金);當時的出國,也幾乎等同於幾年斷絕音訊,opportunist cost的概念,和今日不可同日而語。

然而在當時的知識份子家庭眼中,英國依然是「科技大國」,而到宗主國讀博士,同樣有一種「脫亞入歐」的象徵意義。記得在祖父家中,晚年依然珍而重之地收藏那些英女王加冕紀念碟;明明來自鄉下,也會偶爾說兩句英文顯示教育程度;加上官校的洋人校長,以及活躍狗會的洋人領導層,都令祖父一家對英國文化,有先天+後天的強烈嚮往。

從上一代的接觸觀察,當時起碼在我家庭,是有這樣的潛意識的:(1)專科(醫生、律師等)比理科好、理科比文科好、文科又居然比商科略好;(2)博士比碩士好、碩士又比學士好;(3)外國比香港好、香港比台灣好、台灣又比大陸好。基於這些「立論」,可以想像當時父親到英國名校讀博士,家庭很是引以為傲。

上述三大假設,其實也是我父母對我的灌輸;但我從小到大,已經覺得「唔太work」。

在我的年代,假如單論「市場」,商科自然拋離文、理;但假如以理科的結構處理文科,卻是另闢蹊徑;反而純理科的出路很成問題。至於「讀博害人論」,從來是我的親身觀察:作為一個僱主,我一定不會聘請博士,碩士也可免則免。在外國讀書比香港好,這點我並不懷疑,但到了我的年代,外國的「野雞博士」實在太多,單是「到過外國」,卻可以比在香港認真讀書更沒有保障。只可以說,世事變幻無常,假如只按照上一代的價值觀走自己的路,肯定撞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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