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進階：平行時空】當局者迷・再別明報：一百年後，人們如何閱讀香港這段歷史？ (Patreon)

我們活在當下，對一切事物的判斷，很難超越當刻的是非好惡。假如可以斷捨離，回望過去，卻可能恍然大悟。生活在香港時，營營役役，其實很難理解它的獨特性；到了改頭換面，才發現「世界變了樣」。但其實世界沒變，變的只是其中一個結構。百年之後，回望香港這段結構史，可以如何解讀？

我們先從昔日香港的示威文化談起。自從八九六四出現兩次過百萬人大遊行，這是當時全港人口比例的1/5，剔除只在單一地理位置集合、不宜遊行的老弱人口等，這是全世界都不可能出現的天文數字，香港就被戲稱為「世界示威之都」。2019年的200萬人遊行，比例更是震古鑠今。但知道這是世界紀錄的同時，多少人深究過為什麼香港能創？在一個民主政體，只要出現這數字比例的1/10，政權就可能倒台；在一個威權政體，只要出現這數字比例的1/100，政權就已經「依法」鎮壓。偏偏舊香港是世上僅有的例外，遊行既沒有成效、又沒有代價，假如單是看「很多人出來遊行」或「政府不聽民意」，都是以偏概全。一個整全視野會告知，背後存在一個超穩定結構。

以往我們覺得「建制派」和「民主派」，處於政治光譜的兩極，但在這個超穩定結構，其實他們都是捍衛穩定的同一「派」。以昔日兩大黨民主黨和民建聯為例，假如蓋上黨名，沒有人可以分辨他們99%的經濟民生政綱；而在「爭取民主」這個理應最大差別的政治議題上，兩者都叫過類似「0708雙普選」口號，也都願意在北京的鳥籠框架下「爭取」。現在真正的打壓出現，大家才發現昔日當「反對派」沒有風險、卻有光環；對某幾個小業界，擁有資源和話語權；與理應是世仇的財團、政府，其實有良性互動和授受關係。香港的「建制派」不但默許這現實，而且需要「反對派」存在，因為超穩定結構有助他們抵抗新興既得利益集團。「兩派」互為表裏，除了兩極最邊緣大約各自15%，整體社會大約六七成人口，思維模式、生活結構，不論藍黃，本來大同小異。

上述特徵只是超穩定結構的果，而不是因。香港這個「國際白手套」機器出現的遠因，自然是英國管治第一天，就推動的自由港政策，與及種種地緣政治背景，才令香港「自古以來」成為不同勢力利益均沾、各取所需的容器。這自然不代表不同勢力的持分，每刻都是相同：它們有時候可以被和平調配，有時候出現激烈利益板塊碰撞，粗暴的「結構革命」就會出現。省港大罷工、日佔香港、英美國共二戰後的香港協議、六七暴動、中英聯合聲明等，每一次都是根本結構調整，不變的唯有香港作為「國際白手套」這一事實。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到2020年《港區國安法》生效之間，這36年，屬於同一個「結構朝代」。

每一次「結構革命」，自然因為有某些勢力不滿現結構，相信無論怎樣微調、循序漸進，速度和他們的野望，都不能構成正比，所以需要整個結構瓦解，拆掉重煉。對舊結構而言，這就是「攬炒」；對新結構而言，這就是「完善」。由於香港作為一部機器，始終需要各方勢力共同參與，任何結構都不會完全否各方的存在，爭奪的關鍵是「畫餅權」、「劃線權」、「派牌權」。此所以香港大老如周壽臣等在日佔時代，依然備受尊崇；重光後除了個別例子，又全體被港英回收；改變的只是在超上層結構誰是造王者、誰是junior partners而已。

今次這一波「結構革命」，深層root cause是甚麼？不同人自然有不同答案，政權的「外國勢力論」是否可信，大可自行判斷；香港絕大多數人包括大多數建制派心底裏怎麼想，你知我知。個人觀察是本來這結構，確是可以到了2047年才檢討，但9/11後，2001-2012年這個「中國戰略機遇期」來得太突然，中國經濟在國際的持分上升得太誇張，中國國內新興既得利益集團的面積膨脹得太驚人，但又沒有真正符合法治精神的監督制度，而且中國對外的白手套卻依然非常依賴香港（超過70%FDI依然通過香港輸入這類結構性依賴，是不能以大外宣輕輕帶過的）。這種新興力量，認為香港的現有結構、包括「建制派」和「民主派」及其背後代表的本土、國內、國際利益，絕不能反映他們的應有持分，而且是被嚴重低估。這有點像中國認為二戰後美國建立的亞太秩序，嚴重壓抑了中國的應有持分一樣，不耐煩在現有框架內修修補補，根本重整的強烈誘因，一發不可收拾。2012年特首選舉，其實是這場大變的前哨戰，那是我回港後第一次對香港前景感到惶恐不安、大限將至。回看我當年對特首選舉的評論，更能明白是甚麼回事。

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強烈希望改變結構的另一方，本來邏輯上，理應是現有結構的大輸家，例如社會最基層，因此希望改變結構的勢力，本來一直以「房屋問題」為幌子，視後者為天然盟友。但香港畢竟是世界特例，同樣希望改變結構的另一端，不少卻是結構內的廣義既得利益者，因為世界已進入「後物資時代」，就算沒有現在的「後國安法新結構」，單是過去二十年的「微調」、再沙盤推演多三十年，已經足以令香港核心價值、身份認同蕩然無存。北京對以往偏好穩定的香港精英，不少人屬於上述思維，覺得是自殺式的匪夷所思，但其實這依然是理性的：如果真雙普選出現，理想結構固然能達到；即使是現在另一個不希望出現的新結構成型，他們只要忍氣吞聲，功能上依然被容納（就像日治時代的周壽臣），也和三十年後的生活沒有分別；假如不忍，到海外卻又海闊天空。當那麼多不同勢力都對舊結構不滿，它壽終正寢，指日可待。至於政權用甚麼手法，太陽之下無新事矣。

問題是這次政權讓新結構橫空出世的形式、手法，似乎根本誤算了幾點。第一，中國本身的大結構也同步巨變，種種左傾政策重臨，令整個改造香港的結構性手術，不是在一個穩定的「超結構」之內進行，震盪很可能比設想中大，而對這副機器的功能改造，更可能失控，「反外國制裁法」就是好例子。由於一切防火牆都已拆毀，此刻任何人都不能合理解釋，為什麼某一條中國法律或慣例不應在「新香港」出現。中國更激烈的結構調整，則會產生大量誘因，去耗盡香港剩下僅有的差異鑽空子。「超結構」如此，煞車制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第二，西方陣營雖然一盤散沙、國際商人雖然唯利是圖，但不代表會接受自己終有一日被中國「奪舍」。北京以為西方對香港的表態、制裁都只是打嘴砲，最終還是會利用香港賺人民幣，並以八九六四之後的案例打氣，這不能說是錯，但也不能說是對。國際社會的反應，怎可能是「好了，就讓中國重劃結構，我們安心做junior partners等派細餅？」假如是這樣，連整個國際秩序結構，他們也都讓位予中國做一哥了。西方對香港巨變的反應，只是一方面利用香港的剩餘價值，另一方面自己建立一批類似香港的新工具對沖。在21世紀，這些「工具」的載體可以是地方、也可以是虛擬制度，甚或是人。在未來十年，將會有很多這類無中生有的工具出現，某程度上，都是「舊香港結構」的部份鏡像。

第三，北京嚴重低估了香港原結構「行為體」的「反作用力」。這不是說有多少人堅持抗爭精神這類比較抽象的研判，而是可以切實量化的影響。1949年從上海離開的人、1959年從西藏離開的人、1989年從北京離開的民運人士，都是很好的比較：和他們相比，香港人對新結構的根本反感不遑多樣，但能夠帶離的資源多得多，國際網絡的普及程度深而廣得多（每一個中學生都知道怎樣建立國際網絡），人數可能也多得多。這會令「香港議題」在主要國家地區成為恆常的存在，又會比海外民運或藏人更能進入各地主流。結果「新香港」的新結構，永遠存在一個現在進行式的舊結構鏡像。假如後者爭氣，甚至可以令那個結構有實無名地復原。

在香港生活的物質條件，在可見將來，不會比上海、深圳差。北京假如要香港成為另一個上海、深圳，三十年前就可以做到；現在過了這麼多年，經過那麼多的統戰、威逼利誘、思想教育，還是要來硬來的那一套，無論怎樣抵賴「外力」，這本身反映的自然不是成功，而是失敗。地理香港作為獨特結構的一頁，不會完全消失，但和過去百多年香港每一次「結構革命」不同，這次可能根本令這副白手套破功，逐步步上海後塵。這不是「香港之死」，正如上海每日都生機勃勃，但「舊上海結構之死」，卻已不能逆轉。

香港原結構功能是國際社會所必須，必然散落四周，部份必然繼續有香港人參與，這才是歷史學家湯因比的文明生老病死、死而復生循環理論。結構能否總有一天，再結合地理香港的軀殼，誰也說不準，人生需要希望。而從國際關係角度，一切並未終結，反而才剛剛開始。世事蒼茫，寫到這裏，就此道別，在另一個結構，總有相會之時，珍重。

明報筆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