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進階：咫尺地球大長篇🇨🇳🇭🇰】《港區國安法》一週年反思：北京改造香港，終極目標何在？ (Patreon)

今天是《港區國安法》落實一週年，由說是「打擊一小撮」，到身邊的「淺藍」朋友都在搞移民，整體氣氛如何，也無庸多言。然而我們必須承認，中國共產黨有不少精英，對香港何以成為國際大都會的關鍵不會不知，既然鐵了心下重手改造香港，總有一套理論基礎。那究竟是什麼？以下是我在過去一年，思考這問題的筆記整合。

記得我讀博士時，最初的論文題目並非國際關係，而是文革。當時是真心對一個問題很好奇：假如毛澤東只是要奪回失去的權力、搞個人崇拜，其實兩三個動作，就可以宣告勝利。那個規模的巨型運動，一定有某種宏大目標，才得以稱之為「文化」大革命，甚至超越了「群眾鬥群眾」、「引蛇出洞」、「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那些毛式微觀「陽謀」。到了文革明顯變成浩劫，毛澤東依然肯定這是他一生人做的「兩件大事」之一，除了面子問題，似乎還有點甚麼。那是甚麼？

文革與改革開放，如果是「互為表裏的辯證」……

那些年，囫圇吞棗的看了不少書，覺得很離地、不得要領，於是就改了研究方向。直到近年，隨著香港形勢急變，卻恍然大悟。在過去數千年，中國的中原文化基本上根據同一套意識形態運作，也受到儒家思想、傳統社會等有效制約，無論怎樣改朝換代、搞洋務還是搞共產，由下而上的生活，還是依然故我。文革的最大「成就」，就是把一切信仰、包括對真正共產主義的信仰，都徹底消滅，卻塑造了一副掏空靈魂、可以有效由上而下運作的國家機器。無論日後當權者要填上甚麼variables，人民都不再有足以抗衡的意識形態和結構。站在政權層面，這確是一場「大革命」：針對足以制約自己的「deep state」的大革命。

這樣的徹底改造，在當權派眼中而言，儘管帶來短期的悲劇（文革畢竟並未翻案），卻是今日中國經濟奇蹟的關鍵。中國毛左學者經常嘲笑印度，認為印度人口和中國相若、歷史文化深厚，選擇了民主，發展卻不如中國，足以「反映」中國舉國體制的優越云云。但其實他們還有另一論點，就是說印度無論檯面上行甚麼制度，印度社會始終深受傳統文化制約，單是種姓就廢之不絕（印裔諾貝爾獎得主Amartya Sen也有類似觀點）；就像從抗疫可見，無論地方政府行威權、還是分權，都舉步維艱。相反中國因為有「文革」，把一切思想尊嚴底線好的壞的一股腦兒全閹割，舉國體制要做什麼，包括讓人民集體向錢看，都暢通無阻。

《港區國安法》的文革式功能

理解了以上關鍵，才能明白在青春回憶以外，為甚麼習近平對文革的「正面作用」始終念念不忘。昔日西方學者認為，文革走了一段冤枉路之後，鄧小平撥亂反正、搞改革開放，奠定了中國市場經濟的基礎。但在今天執政者眼中，以上理解是錯誤的。不是因為文革失敗、才有改革開放的成功；恰恰相反，要是沒有文革這樣有效率地「革」了幾千年社會制度的「命」，去為舉國體制掃除一切障礙，中國搞改革開放也好、什麼都好，都不會成功。

這說明現在中國的政策，一方面以毛澤東時代橫掃一切的精神為根本，再以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手段，既毛既鄧、非毛非鄧。香港的巨變，就是發生在這些指導綱領之下的一個章節（即我們眼中的悲劇）。

《港區國安法》不是一條法例，這是徹底改造香港過去二百年來一切運作模式的手術，相信這是不同立場的絕大多數朋友，經過過去一年，此刻都開始心知肚明的事。「再也不會回頭」，這不是空自嘆息，而是有上述理論基礎支撐的推論。過去一年不過是「過渡期」，真正的大動作，還未開始。不少朋友以「香港文革」形容現在的情況，但看到的只是最表層的舉報文化、劃清界線、政治掛帥、上綱上線…… 假如只是這樣，未免太看輕背後的「總加速師」。

中國假如只是要所謂「止暴制亂」，去回應反修例運動，用現在力度的十分之一，已經可以達到目的；現在卻似乎只是進行了整場運動的十分之一，自然另有所圖。就是北京幾年前就決定要立《港區國安法》（習近平上台後的「國家安全觀」早就涵蓋了香港、台灣），也同樣可以通過其他模式進行。例如澳門立了23條之後，本來也刻意不帶來改朝換代的震撼。

所以現在要在香港做的大實驗，自然有其宏大佈局。就像文革，要把中國社會一切軟文化、潛在體制連根拔起，然後政權做什麼，都不會再有抵抗力量，再然後又把那些已被摧毀的東西掏空靈魂地移植回來，成為舉國體制分配的cosplay。加上六四之後，中國正是先以最重的手段控制局面、產生震懾，然後以這一套發展經濟，壓過一切左左右右意識形態。新疆、西藏也好，上海、香港也好，這模式在中央政府眼中，非常有效。有了「實驗成果」，自然要應用在其他地方，不只是台灣，還要在全世界。這才是貨真價實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昔日的香港核心價值，不容於舉國體制

換句話說，《港區國安法》要根本顛覆香港人（包括大多數「黃絲」、「藍絲」）一直深信不疑的下列核心價值、意識形態：

經濟上，雖然「積極不干預」某程度上也是一個迷思，但香港整個自由港政策，確是建基於小政府、誘發一般人創造力、大幅降低商業成本這一道自由主義公式。香港不像東京、上海，可以靠全國經濟體的實力成為金融中心，昔日只能憑制度優越，吸引各地精英過來、再培養本地人才，結果造就了既有法治觀念、又靈活變通的獨一無二的香港人。但今天中國的舉國體制，相信有了國家的綜合實力，要哪裡成為大都會，都可以點石成金。這不是根本否定經濟上的自由主義，但前提是要由國家機器定義空間，而這些定義一如「中國法律」，並不是西方法治那種「畫線式思辯」，而是一切基於當時國家機器的需要，才能判斷同一行為當刻是「有利國家」，還是「危害國家安全」。

這套哲學相信有了舉國體制的「優越感」，依然能調動民間追求發達的「積極性」，更相信前者調動起來的後者，比純粹的市場經濟更有效率。昔日香港財閥代表管治階層通過房地產等實質上徵稅，這是源自羅馬帝國的管理模式，同時也扶植了買辦階層、中產階級、專業自治等一個個小山頭，再產生了香港傳統精英相信的核心價值。國安法的手術，卻是認定這些「香港核心價值」對中國弊多於利。

既然連經濟層面的自由也要受限，在個人自由層面，自然要做更大的手術。剛離任的張建宗司長去年一篇網誌說：「或許香港沒有西方民主的全面外貌，但事實上香港長久以來一直不折不扣地享有真正及實質的自由。」這篇網誌不同他離任前那篇350字內說了中國共產黨20次的範文，相信是發自內心的、自己寫的，因為這句說話，的確是不少上一代香港人對香港成功之道深信不疑的信念。問題是，在今日中共思維當中，不但「西方民主的全面外貌」是「西方落後模式」不合中國國情，「真正及實質的自由」也同樣必須改變，因為「所有自由都是有限制的」，限制自然是「不要違反國家安全」，所以張建宗全身而退，實在可喜可賀。舉國體制認為一切自由都可以改變，「刁民」不可以以為摸熟了法律就能鑽空子，而是必須無限服從舉國體制隨時改變的戰略目標，否則就算富可敵國如馬雲，也可以瞬間雙規。

此所以要改造香港，自然不容香港人擁抱昔日一切核心價值；不會接受任何「法外之地」的規則，無論是自治、商會、公會、工會、教會、學校還是NGO；對理想的追求，也必須被赤裸裸的功利主義取代；至於法治，也要接受法律不是根據條文由大律師演繹，而是由政權根據「實際情況」研判。背後能被大眾明白的指導思想，說穿了一句話：成王敗寇、弱肉強食而已。

改造香港之後的國際後續

在北京眼中，「香港大改造」必須快狠準，因為還有實際用途：金融上繼續洗錢自不待言，而且幾年後，就可以成為中國的「新大外宣基地」，讓一個「西方普世價值模式」的成功樣板，蛻變成「中國模式」的教材。此所以中國不會讓香港經濟數字上不增長，正如它不會在意留在香港的香港人是否快樂，兩者背後的信念同源，手法自然同樣堅定。

我們也必須知道，今天的中國政府和強調「不輸出中國模式」的江澤民、胡錦濤不同，似乎頗為相信要靠中國模式來拯救地球。香港的改造/奪舍，對中國而言，可以證明一切要證明的理論，然後坦然對西方說：民主浪費資源、導致社會內耗，假如全球都行舉國體制、然後「和平共處」，應付全球疫情、環保、科技，都暢順得多，這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但既然對方「執迷不悟」，唯有先用經濟手段強行構成相互依賴，令西方權貴優先成為這個「共同體」的尊貴會員，通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去服務同一套理論。今日中國外交的指導思想，無論手法是戰狼、還是熊貓，背後思維，都是這樣。

北京的劇本，就是這樣，也沒有多少掩飾，無論是否認同，都必須承認這是一個自成體系的理論。至於是否認同，假如大家不在香港，自然可以進行學術討論。那香港人的劇本，無論是留下來的，還是離開的，又可以怎樣？

明報筆陣，2021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