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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誠反對派」,在英國是忠於女王的、而可以取代執政黨的反對派,在中國卻是「不能取代執政黨、只能忠於執政黨利益的非執政黨正式黨員」。但曾幾何時,卻不是這樣的。香港未來的「忠誠反對派」,必須熟讀中國1957年的反右悲劇。

話說中共建國時,本來「民主黨派」佔有一定地位,畢竟是靠統戰他們才能得到趕走國民黨的合法性,而不少民主黨派領袖在民國時代,都非常敢言,他們以為到了「共朝」,起碼也能扮演同樣角色。

1956-1957年,毛澤東聲稱要請民主黨派協助中共「整風」,發起「百家齊放、百家爭鳴」運動,要民主黨派成員對中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又說所有人都「依法」享有自由:「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

有見自己在民國時代的經歷,自己在推翻國民黨期間的統戰價值,與及毛主席親口承諾,那些留在中國的「民主黨派」頭面人物紛紛暢所欲言,把對中共的不滿完全和盤托出,那時候,他們以為他們依然可以當真反對派、當清流,「講人話」可以有光環,而沒有人身安全的風險。

殊不知這些話很快就超過了中共的底線,被定性為「奪權」、「顛覆政權」,毛澤東立刻把「雙百運動」煞車,改為搞一場「反右運動」。他並不認為自己是以陰謀詭計出賣昔日盟友,解釋這是「陽謀」,說自己只是請大家幫助共產黨、不是取代共產黨,結果那些「不忠誠反對派」卻暴露出來,所以這是「引蛇出洞」。

見識到中共比國民黨更無賴的手段,那些「民主黨派」負責人才如夢初醒,但後悔已經太遲。反右運動變成一場「全民運動」,每一個地方、每一個部門都要「交數」去滿足KPI,被劃為「右派」的知識份子需要下放農場被批鬥、「改造」,這是文化大革命的rehearsal。

由於整個改造過程,令這些「右派」失去了一切做人的尊嚴(反而國民黨時代的壓迫沒有這些招數),同時也沒有任何渠道讓外界知道他們的苦況(不同民國時代依然有國際媒體壓力),不少「右派」受不了自殺。剩下來的,也知道這是一個沒有底線、出爾反爾、除了權力沒有任何喜好的「團夥」,不敢再提出任何真實的意見。

自此,中國再也沒有「反對派」,只剩下形式主義、名存實亡的「忠誠反對派」。到了今天,這些民主黨派成員不少根本是共產黨員的角色扮演,和中共毫無分別,也失去本應有的對外統戰功能,例如不會有任何正常台灣人對中國的「民主黨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有任何感覺。

香港的反對派,本來還算是貨真價實的反對派。但自從有了國安法,任何正常反對派的動作,都會被指為「顛覆政權」,剩下來能做的,無論是民主黨、還是民建聯,就大家都一樣,假如反右=國安法,反右之後的「民主黨派」,自然就是香港日後的「忠誠反對派」了。

中國那些本來的「民主黨派」,不得不「順利」過渡到新時代,因為他們沒有拒絕這個選項,也不可能不擔任政協委員一類職務。香港的老牌反對派政黨,特別是民主黨、公民黨,卻還可以選擇是否就範。也許任何人都可以考慮是否參與被「完善」的選舉,唯獨這些carry 前朝 mandate的政黨不可以,因為那是會被直接、赤裸裸的騎劫。真的要參選,退黨輕身上路就是。

這是非常直白的道理,難道民主黨、公民黨不懂?自然不是。

Comments

Thomas W

反右我認為是「延安整風」的延續。共黨一直以來都對文人的統戰,在延安時期就要求文人為社會主義宣傳,並希望減少批評,控制思想。在延安沒有太突破底線是因為 1. 政黨弱勢龜縮延安,可謂「敢怒不敢言」; 2. 還是要做面子工程,給中間路線和外國勢力留下好印象 中共建政之後,沒有以上顧忌。短暫溫水煮青蛙和完成三大改造後(張愛玲便是在這個階段走過羅湖橋的),改造便在思想界開始。控制思想是共黨一直以來的目標,歸附政權妄圖走中間路線,只可以講「很傻很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