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進階：國際夢工場🇪🇸】《沒有最後一課》：西班牙法西斯如何摧毀一代學生 (Patreon)

香港文革進行中，家長老師憂心忡忡。這時候，推薦大家重溫這部我很喜歡的冷門西班牙電影：José Luis Cuerda 1999年執導的《蝶戀花》（西：La lengua de las mariposas；英：Butterfly's Tongue；中譯也有《沒有最後一課》等名）。電影曾獲多個獎項，是反思歐洲歷史的經典，連帶導演也登上殿堂。

《蝶戀花》故事背景設定在1936年夏天，男孩Mocho性格孤僻、欠缺自信，上學第一天已經尿褲子，遭全班同學取笑，卻得到老師Don Gregorio的循循善誘，教他讀詩，帶他到大自然感受生命，令Mocho重拾自信，慢慢融入其他小孩的圈子。

Gregorio大半生奉獻於小鎮教育，深受當地村民愛戴，而他主張的自由價值，以及共和體制、無政府主義等政治理念，在1930年代的西班牙屬於左翼知識分子進步思維，村民之中也有不少成了他的追隨者。Mocho的父親出於對Gregorio的尊敬，親手為他縫製了一件大褸，Gregorio退休時，鎮上還為他舉行歡送儀式。

可是，當弗朗哥（Francisco Franco）領導的法西斯政權贏得內戰，西班牙的政治環境大出現逆轉。弗朗哥政權大舉搜捕政治異見分子，不少共和黨人遭政治審判；Mocho的父母開始隱藏過去的政治主張，甚至矢口否認當年曾送贈Gregorio大褸。

電影尾升，一批被判死刑的政治犯被送往刑場，夾道人群對死囚破口大罵，包括Mocho的父母。Mocho父母不斷煽動Mocho辱罵死囚，以假裝全家上下一心追捧法西斯主義，但Mocho始終沉默，直至最後一名死囚步出，赫然是曾受全鎮尊敬的Gregorio。當全鎮村民面對Gregorio而無法再作謾罵之際，只有Mocho卻像突然醒悟過來，大罵這位昔日恩師為「叛徒」、「走狗」，甚至隨手拾起一塊石頭向Gregorio擲去。電影結尾就定格在Mocho作勢擲石、面容扭曲的表情特寫。

然而，電影卻不是純粹的左傾電影，而是有更深刻的思考空間的。

導演José Luis Cuerda生於1947年，成長在佛朗哥年代，讀法律出身而當上導演，在佛朗哥死後開始以喜劇成名；當時西班牙則在極權統治下，展開重重戰後重建。《蝶戀花》中隨着政治大環境而隨風擺柳的一班村民，除了反映主流西班牙人的無奈，也是弗朗哥本人在戰時戰後的政治外交手段的縮影。

這是因為在二戰中，弗朗哥雖然傾向德國和意大利，但始終與德意兩國保持距離，名義上宣稱中立。弗朗哥曾批准一支以「志願軍」為名義的陸軍「藍師」支援納粹德軍，但為了保持與反法西斯同盟國的和平關係，聲明「藍師」只會協助德軍政擊蘇聯；隨着德軍分兵入侵蘇聯失利，二戰情勢逆轉，弗朗哥更開始傾向同盟國。

弗朗哥的戰時外交策略，令西班牙能最大程度地遠離二戰歐洲戰場，戰後迅速展開工業化，這是不少人對他有一定肯定的原因。戰後弗朗哥對內繼續獨裁統治，大舉搜捕共產主義者，但亦以反共主張，在外交上獲得了主張自由主義的美國支持，步入經濟高速發展期，1970年代經濟增長一度排在全球第二，僅次於當時的日本。

因此，對弗朗哥任內統治的評價，通常走向兩極：一方面認為他壓止共產主義崛起、建設西班牙經濟有功，另一方面則批評他實行獨裁，打壓、殺害政治異見，阻礙西班牙的民主化。《蝶戀花》的小男孩Mocho被逼成長的經歷，何嘗不是一代西班牙人被逼如此長大的無奈？

未來的一代香港孩子，又會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