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進階：突發時空🇭🇰】楊岳橋勸說解散公民黨：結構性解釋甚麼是「中國式法律」 (Patreon)

楊岳橋、郭家麒等4名被還押的公民黨核心成員（其中一人獲保釋）發出聯名信，勸說公民黨黨友解散公民黨，認為公民黨已完成歷史任務，同時再次表白脫離政壇，今後不再任何形式的參與、評論政治，只想做回一個普通人。

究竟為甚麼會出現這樣的信件，我們自然不能越俎代庖想像，卻可以認真閱讀《港區國安法》的條文，就能明白為甚麼普通法訓練的香港法律人員，不可能寫出這樣絕的「法律」，從而理解「中國法律」和一直「行之有效」的中國國情，是甚麼回事。

在正常法律程序，一個人被捕、審訊、定罪、還押，必然經過一個合理過程，期間當事人可以一直和外界溝通；審訊期間，政治犯的自辯不少都成為時代經典；就算定罪後、監獄中，也可以和外間通訊（戴耀廷、陳健民昔日就在獄中投稿《蘋果日報》）。在普通法制度，他們依然保留人的尊嚴，也繼續維持社會活動能量，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是在中國邏輯，以上都是「漏洞」，應該「杜絕」。

首先，就是要「政治犯」失去社會活動能量，而且不只是被定罪的「政治犯」要「社會性死亡」，連任何有潛在社會影響力的人，只要簡單以國安法拘捕（反正毫無門檻、毫無制約），毋需定罪，也能達到這樣的效果。方法就是通過非常嚴苛的保釋制度：由於國安法的保釋門檻「非常高」，也沒有無罪假定，被捕者可以毫無理由的被拘捕，然後卻要自己證明「不會再違反國安法」，如此邏輯，已經匪夷所思。

弔詭的是，保釋依然是技術上可能的。因此，被捕者要嘗試保釋，就要作出種種承諾，無論是退出組織、還是不再評論政治，都涉及實質上的「社會性死亡」。由於不能保釋，在冗長而奇怪的「普通法包裝下的國安法」程序下，可能意味著無緣無故就被囚禁兩三年、甚至更長時間（然後還有正式判囚），當事人要爭取自由，就沒有多少選擇。

這樣一來，其實任何「需要」被打壓的組織，都會受到類似招待：核心人物被捕，然後瓦解組織；即使組織不解散，其他組織成員的言行，也可能影響到在囚黨友，因為保釋條件是不能「直接或間接」發表言論。而到了這時候，其實依然甚麼案情都未審，就已經有了上述效果，還要是當事人卑躬屈膝、懇求社會原諒的「悔過書」那樣的「主動」跪求原諒，活脫脫就是昔日蘇聯政治法在法庭上懇求處決自己的現代版。

更「有意思」的是，由於國安法的審判過程高度不透明，擅長普通法的著名大狀，根本無用武之地，而且不少大律師被政權認定為「黃絲」，讓他們代表被告，根據中國法律邏輯，反而可能更容易令他們入罪。於是，政權肯定會通過中間人傳話，「溫馨提示」被捕者要是想從輕發落，就不要找余若薇、夏博義、潘熙這些「反動律師」（很快就會變成「維權律師」），而要找民建聯律師，或梁美芬、馬恩國一類愛國大狀。

這樣一來，後者代表的政權，既可以進一步了解政治內幕，又能對當事人進行更多控制，再可以邊緣化法律界本來的頭面人物、達到「整頓」法律界的效果，可謂一箭N鵰。當然，不是每一個被告都會走這條路，但對很多莫名其妙被捕的人而言，一切都是天降橫禍，他們和他們的家人，自然會exhaust一切可能方法，去讓最親愛的人重獲自由。於是，我們看見不少被告解散律師團自辯，更有人改聘建制派律師，後者不一定代表「官派」，卻肯定代表這樣的「法律」過程，已經不再是香港人熟悉的那一套。

好了，到了這階段，重點依然是，案件依然審都未審，卻已經達到了諸多「社會效益」。這樣的「中國法律」，「陽光司法」，究竟誰會信服？但就算不信服，又有誰能打破？

到了服刑完畢，已經不知道今夕何世，但依然不代表上述制約可以鬆綁，他們可以「社會性復活」。一來經過這麼多磨練，滄海桑田，沒有人知道屆時怎樣；二來國安法如此博大精深，很可能到了減刑求情時，同樣說要reaffirm上述一系列承諾，而一旦違反，說不定又是重新拘捕。至於屆時他們能否拿回護照離港，理論上自然是可以的，但N年後，「新香港人」出境是否需要申報、seek approval，根據中國國情，卻是非常可能，否則就不會有那麼多異見人士留在國內。

這樣的「陽光司法」，誰不害怕？套用「國家安全日」「小朋友」的習作，這一劑「猛藥」，誰能安然吞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