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進階：理論篇】國際關係視角看「去殖民化」 (Patreon)

不久前，有北京前駐港官員指香港未有「依法實行去殖民化」，掀起一輪對「去殖民化」的討論。然而即使在國際關係學界，「去殖民化」這類命題從來都是高度爭議性的，而且不是單純的政治議題，也必須理順相關文化意涵。

此時不妨重溫「去殖民化研究」領域專家彼埃特思（Jan Nederveen）和巴域（Bhikhu Parekh）合寫的《意象的轉移：解殖、自內解殖和後殖民情狀》(Shifting Imaginaries: Decolonization, Internal Decolonization, Post-coloniality)，雖然著作更屬文化研究範疇，並已為羅永生等學者介紹，但通過同樣框架、介入國際研究，也能讓人別有所得。

在《意象的轉移》，作者首先從「殖民主義」和「本土文化」的關係入手，指出殖民者引入的價值觀與制度，並非全以外力加諸殖民地，而是通過與殖民地自身的本土文化發生碰撞，進而共同建立而成。這一理解，和北京常常簡單的把「殖民制度」簡化為「英帝國主義者」強加在港人身上這一標籤，可謂背道而馳。

換句話說，產生於殖民地本土的思想，通過對自我的反思、對殖民者的回應，也共同參與了「殖民制度」的創造。作者以印度被殖民的經歷為例，表明殖民主義對殖民地本土文化的衝擊終究是有限的，殖民歷史並不意味著本土歷史的斷裂，而是在本土紛繁的文化與傳統之上再加一筆。正如「本土文化」包含了種種外來文化交流下的變異，「印度文化」其實是種種外來文化混合而成，今天印度文化就不可能與英國輸入的板球割裂，可見「殖民化」本身也是一個複雜的互動過程，並非憑「一刀切」方式簡單粗暴地進行。

理解了這定義，我們應進一步看作者如何區分三種不同「去殖民化」，並思考有沒有哪個模式能實用於香港。

一、 最基本的「去殖民化」是以民族解放運動為載體，目標是推翻外來殖民政府，驅逐外來資本，解放受殖民壓迫的人民，進而構建獨立的新政權云云。亞非拉等第三世界國家的「去殖民化」運動，多由此展開。誠然，獨立自主的政治和經濟架構、免於壓迫的民族國家認同，都是「去殖民化」的追求，但這種過份強調「與過去割裂」的去殖民化，卻往往帶來極負面的影響。假如「去殖民化」支持者變成一個「反抗的共同體」，而對制度優劣缺乏反思，即使殖民者被驅逐，壓迫者卻依然存在，他們即是本國的新貴，以國家意志之名，繼續掌控權力。這解釋了何以那麼多非洲獨裁者都以「去殖民化」之名，來行繼續獨裁之實，典型例子自然是新一屆「孔子和平獎」得主：津巴布韋獨裁者穆加貝。穆加貝把國號由充滿英國殖民色彩的「羅德西亞」變成紀念非洲文明的「津巴布韋」，本身就是這手法的代表作；此外把「剛果」改稱「扎伊爾」、搞「扎伊爾化政策」的獨裁者蒙博托，也是同一類人。

二、 作者稱另一種「去殖民化」為「內在的去殖民化」，以階級、性別為主戰場，表現為社會底層民眾反抗精英統治與階級壓迫、女性挑戰傳統的男性主導權力，可謂傳統左翼學者的主要論述。這場發生在不少新興獨立的國家內部的「去殖民化」運動，通常以驅逐所謂「殖民政府的繼承者」為目標，力求更廣泛意義上的制度解放和社會進步。根據這定義，誰才是香港真正的「去殖民化」對象，不言而喻。然而，這種「去殖民化」往往被國族主義者高度批判，因為社會的核心始終習慣以「我者－他者」劃界，習慣二元鬥爭，假如不嘗試披上這件外衣，畢竟是難以凝聚人心的。

三、 在作者看來，真正跨界的「去殖民化」已隨著全球化大勢而生，也就是「後殖民性」（或曰「超越殖民性」）運動。他們認為在全球化過程中，頻繁的人口流動、密集的文化碰撞等，已令不同文化得以互相了解，「我者－他者」的界限趨向模糊，談論殖民殖民化、去不去殖化已大是不必，既然連討論也屬多餘，這才是根本意義上的「去殖民化」。然而，這觀點也是高度爭議性的，不少東方學者認為「全球化」是以美國等西方世界主導的、在社會經濟領域的「再殖民」，亦即「新殖民主義」；他們不再以政治上的代理人管制為表現，而是通過對資本、技術和機制的壟斷（如 WTO），和「文化同質化」（如麥當勞化），達到控制非西方世界的目的。對這一質疑，作者在末尾提出，擺脫「新殖民主義」的關鍵，在於實踐「文化多元主義」，亦即打破「西方－非西方」的二元隔閡，不再以「強權者」和「受害人」的身份自居，才能輕身上路。

上述種種看似「離地」的概念，與當下的香港又有什麼關係呢？事實上，近代香港正是經歷上述「殖民－去殖民」的不同階段；對於香港殖民史和「去殖民化」的認識，也反映了當下香港社會二元對立的不同心態。其實英國殖民者引進的制度設計和文化，與香港本土社會發展深刻交織，早已無分你我，所謂「去殖民化」並不需要、也不可能將港英時代的一切文化制度設計統統拋掉；何況其中不少有益的特質，已經內化到香港自身文化當中。諷刺的是，當初中國欣賞香港這「紫砂茶壺」，部份正源自這方面文化的可貴。

再者與其它殖民地的經驗不同，香港以「回歸」方式結束殖民統治，這使香港在解殖過程中，面對的不是自我的解放，而是再一次與境外政治、經濟和文化碰撞，以及相應的對自我的再認識。對北京而言，這自然是光明正大的重新確立管治；但對不少香港人而言，北京自身是否亦帶著後殖民因子，來實踐國家民族主義，試圖將香港各方面納入其統治，對昔日本土精英和港英政權共同建構的社會文化一筆勾銷、推倒重來，亦似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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