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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因應港區國安法實施,英國政府公佈BNO移居英國計劃(即俗稱「5+1計劃」),涵蓋超過三百萬香港人,惹來北京強烈反彈,但一切米已成炊,成了香港人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救生艇。這裏不是前瞻BNO的後續發展,而是希望還原基本步,從BNO的前世今生,閱讀港英建構香港人身份「曖昧認同」的思維模式。

港督軒尼詩的「反帝主義」,與香港人之英籍初體驗

香港開埠初年,根據英國國籍法,凡於香港(英國屬地)出世者,皆係「英國臣民」(British Subjects),不論其父/母身份。理論上,這已經非常「慷概」,但其實當時的香港華人大多對此一無所知,而且香港主要是移民社會,在香港活動的,大多不是出生於香港,只是以此為謀生基地,有很強要回鄉落葉歸根的意識。這些香港華人,依然都是大清帝國臣民,每逢要賑災,大清也依然有撥錢給「香港同胞」,假如他們失去大清戶籍,幾乎不能想像。在這個階段,英國一方面說是為殖民地華人開啟了一扇門,同時實行間接管治,香港華人更知道的是大清身份,如此朦朧之間,就逐漸醞釀了香港人的概念。

至於非香港出生的華人也能歸化為英籍,則可追溯至第八任港督軒尼詩,而這也是一場半推半就的意外。正如上週談及,香港歷代港督之中,來自愛爾蘭的有很多,他們擁有「英國殖民者」和「愛爾蘭反英義士」這雙重身份,也在有意無意之間,把這種矛盾帶到管治的臣民之中。軒尼詩是尤其叛逆的佼佼者,他在1880年代頒布「華人入籍令」,容許香港華人申請入籍英國,令當時的香港洋人大為不滿,自己也間接因此被調走。但自此部份香港「高等華人」開始持有英籍,在大英帝國各處營商、求學。

其時「入籍」的概念和價值,只有小圈子精英才理解,他們的後人,就是今天建制派的核心成員。諷刺的是,他們對國籍、宗主國的彈性很大,無論對大清、民國、人民共和國,還是英殖、日佔、美霸權,都是照單全收。今天來自大家族的社會賢達,他們的上一代在三年零八個月,極少不落水當「漢奸」的,包括德高望重的周壽臣爵士,與及做到立法局華人首席非官守議員的羅旭龢。英國人戰後也一度感到不是味兒,更想過公審羅旭龢「通敵罪」,但後來還是不了了之,因爲對英國而言,香港人模模糊糊的身份認同,反而更有利長期管治。

有了這些窗口,以彈性著稱的香港人,雖然對「甚麼是英籍」依然不大感冒,卻開始找到了箇中的功能價值。根據前署理港督鍾逸傑爵士的回憶錄《石點頭》,他剛到香港時,就發現新界原住民很懂得玩這個國籍遊戲:當時只要到新界理民府申請一張證明,證明自己是「大英帝國臣民」,就可以自由走到英國,確立自己的英籍身份,繼而把其他本來不一定符合資格的家人、鄉里一干人等,也一併申請到英國,經營餐館一類業務,並改為聘請來自中國大陸的非法入境者,處理他們在港的農田。這些人到了英國之後,本來應該確立自己的英國人身份;但因為他們到彼岸,只是謀生活的一部份,又依然以香港為大本營,就逐漸建構了一批「第一代藍絲英籍香港人」這種有趣的存在。

明報筆陣,2020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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