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本傳⏳】香港化的港督譯名 (Patreon)

日前談及早期香港對英國人的譯名，經常以「卑」等字眼貶抑，但這種翻譯風格，不久就產生突變。英國殖民香港初期，華人一直並非管治當局關注重點，但自1898年新界被納入至香港版圖後，急增的華人人口，便成為一個不能忽視的議題。英國接管新界初期，新界原住民反抗心態強烈，1899年，新界原住民甚至發起新界六日戰反抗英軍，即使戰事迅速結束，事隔多年，新界原住民仍然對政府保持強烈戒心。

1919年，司徒拔（Reginald Stubbs）就任第16任香港總督，在當時起，香港政府便開始為英國官員制定港式譯名，試圖以親民形象拉近與華人之間距離，讓這佔社會大多數人口，卻不諳英語的華人社群有更大機會願意接受管治，同時亦希望有助紓緩新界原居民問題。

當時，香港政府訂下的英國官員港式譯名，有其一貫標準與邏輯。假如外文姓氏本身便可翻譯成漢名，便儘量只翻譯姓氏；假如不可行，則將外文姓氏首個音節漢化，再以外文名字為根據再取兩個漢字成為漢名。所有用字，都以廣東話為基準翻譯，亦需要儘量講求寓意。最早引入港式譯名的港督「司徒拔」本人，早期名稱被翻譯為「史塔士」，在廣東話可謂十分不雅。改稱為司徒拔後，其名稱雖然沒有寓意，但至少較為優雅，亦符合港式譯名固有的翻譯邏輯。

而在1925年接任司徒拔成為第17任港督的金文泰（Cecil Clementi），在來港前已是中國通，他熱愛漢學，通曉漢字和廣東話，任內自然繼續沿用這套港式譯名制度。日後，多任港督都有不少經典譯名，例如羅富國（Geoffry Northcote）、郝德傑（Andrew Caldecott）及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等。不過，亦只有港督及高級官員才會獲得正式譯名，以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為例，在他來港出任港督前，名字只被暫譯為「柏藤」，要到他正式來港上任港督，才確立彭定康這個譯名。

談及英國官員港式譯名，不得不提第 24 任港督戴麟趾（David Trench）。戴麟趾之名取自姓氏 Trench，符合先翻譯姓氏的邏輯；而「麟趾」即是麒麟之足，具有仁德﹑才智和高貴之意。戴麟趾一名，可以說是人名翻譯中的絕佳案例，也令香港的英人，構成了香港身份認同的獨特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