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咫尺地球】中間路線、大和解，只是童話故事：國安法後的四個新結構 (Patreon)

早前在YouTube和希望聯盟的袁彌昌博士對談，雖然我們是多年朋友，但始終不能被說服在後國安法時代的香港，還有「中間路線」左右大局的空間。然而我也知道，不少朋友都憧憬可以「回復原狀」，例如日前收到一段親子短片，名為《沙族與海族》，充滿「沙族」（黃）「海族」（藍）由對立到和解的政治隱喻，無論搞手有何動機，在一片肅殺中，也不失能令人思考。畢竟我的上一代，正是這種「黃藍結合」，家母在藍營中，倒也不無獨立思考能力，幾乎天天囑咐「做啲嘢散播正能量」。其實誰不希望安居樂業？可惜童話就是童話，香港人要面對的現實，卻是《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困局的root cause，過去一年說過很多次，毋庸多言；港區國安法不但沒有正視root cause，反而進一步加深了矛盾，令香港的撕裂又多了四個新結構。舊劫未去，新劫復來，奈何？

根據政治正確說法，《港區國安法》是一支「定海神針」，穩定「一國兩制」基石，也就是讓大家都不敢越過紅線（注意：紅線是飄移的、並非我們熟悉的法治概念），然後就可以重新上路；當「反對派」動輒得咎，剩下只有「忠誠反對派」，一切自然「和和諧諧」。然而即使建制中人，也不能否認「新香港」的管治模式，已經根本改變。這不單是有沒有三權分立、國安公署會否夜半敲門一類問題，而是「一國化」的管治，必然以矛盾論為管治主軸。

這是香港百多年來從未有過之事。

當代老三篇：由「共識管治」到「矛盾管治」

昔日不同陣營的人，立場、利益南轅北轍，依然可以尋求共識、有商有量、出席婚宴，原因很簡單：當時是「共識政治」，和毛主席教導的矛盾論恰巧相反。與其把一些形式主義放在新課程表忠，我多次建議應該把《矛盾論》列入範文，起碼學生可以真切了解政權的手段：在日常生活中，無時無刻有「察覺矛盾」的「思想覺悟」，並學習政府怎樣以「一手軟一手硬」方式處理矛盾，這樣才能知己知彼。

弔詭的是，正因為香港的主流民意，始終不認同這種管治模式，政權反而除了依靠矛盾論管治，就無計可施。假如這是港英年代，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可謂天經地義、毫無爭議，因為始終要解決舊矛盾、才可以重新上路。但矛盾論治下的新香港剛好相反，必須樹立一個與民間理解完全不同、（林鄭月娥新語）「所謂香港真相」的官方論述，來保證矛盾長存。這不是說目前那些「激進建制派」會平步青雲，他們也只是矛盾論的一部份，不久必然成為condom、內部也必然充滿矛盾。但這些，都只是「次要矛盾」的辯證。說到真・香港，根據矛盾論，那恐怕是永不能再現的烏托邦。

國安法後，更兩極化的網絡世界

退一萬步，即使政權穩定局勢後，有誠意推動「大和解」，民間對政府過去一年的倒行逆施又既往不咎（兩樣都幾乎不可能），又或香港人再次返回「港豬」狀態、不問世事，一個新結構也已經出現了，令社會只會朝更撕裂的方向發展。由於國安法令人不能暢所欲言、發表任何意見都要「承擔後果」，參與合法遊行隨時被捕、見外國朋友可能變成通緝犯，人們最後的發洩渠道，只有互聯網——而且，還要是使用分身、VPN、匿名後的互聯網。於是：

1.  大家網上需要的宣洩，比前國安法時代更多，只要安全有保障，言論就更尖銳；

2.  目測所見，那些網上發言也擔心的反對聲音則會慢慢自我消音，他們大多是講求理性分析的「淺黃」，沒有了他們，在網絡演算法下，一般人反而會得到更兩極的選擇；

3.  選擇不回來的香港人已經付出代價，也擁有道德高地，留在香港的「忠誠」或「不忠誠」反對派無論怎做、怎說，有了對比，都不可能釋放民怨。

在近代國際史，「後國安法時代香港」是一個特例：一方面「全面管治」，但另一方面依然網絡自由，一個由下而上建構的新香港同步急速成型。這潛在張力，只會進一步固化「藍」「黃」，正如「深藍KOL」近月也瘋狂發展，建構自己的虛擬國度，好讓將來在矛盾中討價還價。

物質世界、後物質世界的全方位撕裂

一年前，我發表了一篇題為「後物質少年時代」的文章，但那只是事情的一面。物質需求自然同時存在，只是物質需求不能解決後物質需求；而在矛盾論，根據香港獨特情況，可以細分為「物質層」與「後物質層」，以及「滿意」、「不滿」、「反抗」三個函數。人數不足20%的「深藍」，是唯一覺得形勢「一片大好」的一群，在物質層、後物質層都滿意，然而是他們從來都是香港的邊緣人，群眾基礎、能力都是最低，相信北京也心知肚明。

此外，其實全香港人（包括傳統淺藍精英）都有不同程度的不滿，否則去年反送中遊行，不可能大大突破泛民基本盤一倍。物質層、後物質層同樣要反抗的，自然是最激進的一群；但其他形式、程度、內容的不滿，也不代表接受現實。這解釋了為甚麼在過去一年，有很多「鬥黃」行為，因為每一個函數的差異，都是一個「矛盾位」，缺乏了即時敵人，就會充份顯現。這同樣也解釋了為甚麼就算部份滿足了某種矛盾，整體氣氛都依然充滿張力，民怨隨時爆發。除非林鄭月娥研發出疫苗，讓全香港人「瞬間變深藍」，然而邏輯上，這同樣是不可能的，因為深藍對政權是零價值的負資產，假如沒有了其他光譜，也就根本沒有「深藍」了。

國際問題還是本土問題？印裔學者杜贊其的「香港雙重邊界論」

香港的矛盾除了是內部矛盾，也是國際矛盾的反映，作為研究國際關係的人，對這概念終於被大眾明白，多少感到欣慰。但這兩種矛盾可以如何協調？我們應該參考二戰後，港英的「兩條路線」之爭，一方是港督楊慕琦從集中營中被釋放後，提出了加速民主化的「楊慕琦方案」，假定香港和其他英國殖民地一樣，充滿內部管治問題，必須以本土思路解決；另一方是接替楊慕琦的葛量洪，研判香港問題只是中英問題的枝節，要香港長治久安，應該處理和北京的關係，因此他建議外交部加強參與香港事務，並逐步讓殖民部「官學生」淡出。

結果，兩人都對，也都錯，因為這兩種矛盾，都是客觀的存在，互為表裏。這才是辯證。

據印裔亞洲研究大師杜贊其（Prasenjit Duara）所言，香港是一個「雙重邊境」之地，有國際地緣政治的邊界，也有文化上的精神邊界，無論時局變得多麼惡劣，這兩座邊城，始終存在。這是香港人的宿命，也是香港人應許之命。既然我們沒有能力消除所有矛盾，就應該反其道而行，利用這雙重邊界之間的矛盾，拓展香港人的未來之路，這樣才會在國際社會、中央政府眼中，保留香港人不可取代的價值。有了價值，才有和解的本錢，大家努力。

明報筆陣，2020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