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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署理港督的英國人鍾逸傑爵士,晚年被歸類為「親中愛國」陣營,他一生的心路歷程,都有點耐人尋味。這本陶傑翻譯的回憶錄有不少篇幅,都和國際關係有關,其實這方面,比起香港政治那部分更可觀:

1. 鍾逸傑來港前,在獨立前的英屬馬來亞工作,期間馬共是頭號敵人,到了香港,則要處理中共。回憶錄對這方面毫無著墨,令人充滿遐想。

2. 他強調早年英國沒有賦予香港民主化,是因為無論是在港英商、還是本地精英,都不認為香港的華人視香港為家,只當他們是「居住在香港的中國人」,根本無意管治這個地方;假如引進這些「業餘政客」,只會壞事。這種英國人的早期香港觀,和若干港督(例如金文泰)背道而馳,但也畢竟植根於不少殖民者心中。就是到了文革期間,深圳人依然有權管理邊界另一邊的農地,這種「血濃於水」,確實令英國人對管治香港華人感到棘手。不過鍾逸傑一生都有意淡化香港人的本土意識,這是後話。

3. 鍾逸傑「親中」,除了他的漢學家身份,也源自他作為第一批訪問中國的英國人,而且切入點意想不到:原來是體育。他代表香港足協,訪問文革中的中國,當時中國希望打進世界舞台,包括體育組織,於是鍾逸傑就有了「統戰價值」。他自言從此在國際足協投的每一票,都支持中國。

4. 他認為港英末年不能讓香港民主化,原因是英國一條鮮為人知的古老法律:1865年,英國國會通過議案,規定殖民地議會一旦有過半數直選產生,就由「殖民地議會」變成「代議議會」,可以決定一切,也就是「變相獨立」。這種說法,和近年北京的「香港選舉奪權論」如出一轍,似乎完全是託辭:時至今日,就連沒有獨立能力的大西洋殖民地St Helena,也是民選議會運作了。

5. 他解釋為何新機場要在大嶼山,也非常特別:據說新機場曾打算選址中港邊界,但擔心那些與中國沒有邦交的航空公司會飛越中國領空才到香港,又擔心影響深圳機場運作,所以才要遠離市區,云云。至於官商勾結的質疑,就輕輕帶過。

6. 原來在70年代,曾有建議香港興建煉油廠,以減少對新加坡的依賴,也一度考慮選址南丫島,假如成事,會造成重大生態破壞,只是隨著國際石油危機出現,才不了了之。

7. 他長期擔任新界理民官,新界農民充滿「農民國際視野」,發現只要到理民府申請一張證書,證明自己是「英聯邦下子民」,就可以到英國,並得英國護照。這一條捷徑,讓「一位新界人」發跡,包機不斷送鄉里到英國置業,再聘請中國非法入境者打理新界的農地,這就是早期英國港人的發跡史。直到英國修例,杜絕肯雅人歸化英國,新界人能夠利用的漏洞,才吿取消。

8. 他認為彭定康政改方案確是「三違反」,對中國不守承諾,無視前朝(包括他本人)和中國努力達成的協議。他又譴責彭定康出賣全體行政局議員,對倫敦也是陽奉陰違,於是才決定投身「港事顧問」陣營,希望回復「和諧」。他又提及英國外相曾說要在海牙國際法庭,讓中方提出成立臨立會法理基礎,並視之為笑柄。從另一角度看,中方委任他當港事顧問,卻是十分成功的統戰,深諳「以夷制夷」之道。

9. 其實他在新界理民府的角色,如他所言,和其他英國殖民地的稅務官、地方官等同類,也就是把新界的「民」和其他酋長國、土邦的「民」視作同類。他認為新界鄉議局反而更有政治氣氛,早年香港、九龍市區的政局,相對更一池死水。

10. 他也提到大嶼山寶蓮寺的「眾籌」是他批准的,今天看來,這是讓香港佛教逐步提升地位的關鍵一步,乃至逐漸凌駕天主教會。是否有意為之,還是如他所言無心插柳,不得而知。

11. 他的不少曲筆,都在講述英國內政如何影響香港。例如戰後的工黨政府一度要推進民主化,在其他殖民地則鋪墊獨立,有點像1974年康乃馨革命後的葡萄牙政府,要放棄全部殖民地。楊慕琦計劃,就是那時代的產品。但工黨是否有如此遠見,我們有保留。他也提及中英聯合聲明寫上立法會最終由選舉產生,只是外相賀維最後關頭的神來之筆,否則香港過渡,期可能順利得多云云。

我曾造訪晚年鍾逸傑爵士的家,有過一晚談話機會,深感他是一代中國通,對中國文化確是熱愛,對香港的土地也有依戀。然而在宏觀國際視野,他的路線一言敝之,就是「扈從大國」,不同金文泰、彭定康,看不到其他深刻的策略。他晚年選擇支持北京,自然是個人自由,但假如他善用自己身份,在關鍵時刻,其實在親北京陣營做更有價值的事,也不是沒有可為,而不是淪為純粹被利用的橡皮圖章。

梁振英上台前,他是力撐CY的最高級別人士,雖然後期似也後悔,但已經時不我與。

一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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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poléon

養虎為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