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讀書報告🇨🇳🇭🇰】重讀強世功的《中國香港》：One-Country Two-System Vs One-State Two-System (Patreon)

同屬代表北京「正統」思維來爭奪香港話語權、來自學界的作品，強世功2008年出版的《中國香港》，比日前介紹過的閻小駿《香港治與亂》可讀得多。文字上，這本書相當流暢，不黨八股，而且框架上有不少見地，雖然也是「政治正確」出發，但並非單純重覆護法思想。陳冠中後來出版了另一本書，將強世功對香港的思想形容為「天朝主義」，但我想更恰當的形容詞是「中式帝國主義」。

值得注意的是，強世功對大英帝國管治殖民地的經驗、手腕不無讚嘆，其實不斷在問一個問題：為甚麼中國搞不成「帝國主義」？假如中國有自己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模式來管香港，成效會怎樣？在國際關係學界，這些都是很legitimate的問題，配合今日港區國安法橫空出世，更值得思考這些觀點：

1. 強世功是少數分清country、nation和state的中國學者，認為一國兩制翻譯為「one-country two-system」而不是「one-state two-system」並非誤譯，而是有意為之：香港回歸時只是回歸到中華文化、山河大地的「one-country」，這是屬於儒家文化、天朝主義的概念；eventually，卻需要與中國政治體制的「one-state」想銜接，這卻是屬於法家、現代政治框架的概念。回歸後的五十年，理論上就是由「one-country」到「one-state」的過渡；現在的港區國安法，只是提前了二十多年「完成」這樣的過渡。

2. 強世功並非認為「one-state two-system」一定比現在好，他反而嚮往「one-country」各自表述的模糊空間，說領導人也強調要「尊重香港獨特歷史」。但他認為正是香港人不懂得兩者的分別，硬是要corner中央政府，原來的「one-country」彈性就不能在打馬虎眼。這思維其實是反向論證香港加速主義、攬炒等思想，雙方立場雖然南轅北轍，但都是有意砍掉制度的模糊性，結果就到了今天的破局時候。

3. 強世功相信1949年前，毛澤東就以同樣的「天下主義」思考如何管治邊地，包括西藏、台灣、香港等，西藏十七條和後來的葉九條、一國兩制等，都是一脈相承，所以香港一國兩制的安排並非鄧小平原創，而是一直在中共大戰略格局當中。

4. 在國際關係角度，英國殖民主義的間接管治，按強世功演繹，只是因為海洋霸權 Vs 陸地霸權的差異，而英國人管理港口確有一手，無論在國內還是殖民地，最成功的都是把維護管治階級的自由主義思想、和維繫帝國的民族主義思想合而為一，結果避免了國內的革命、和不少殖民地的獨立戰爭。中國從管理西藏演變到處理香港、台灣，正是從陸權拓展到海權的關鍵，因此香港回歸也有了邁向海洋帝國的戰略價值。

5. 由於中國「天下主義」不同西方民族主義，對「國家」的定義也不一樣，因此西方邏輯思維、法治等rigid非黑即白框架，放在中國邏輯，都不再適用。這解釋了為甚麼中國長期打算、充份利用香港，不是一種權益、妥協（閻小駿反而直認是權宜、妥協），而是一個整全框架的一部份；而推而廣之，這框架放在海外華僑身上，也同樣適用。強世功也是少數將香港「長期打算、充份利用」的三大內容加入「統戰華僑」這一項（其他兩項是利用香港在冷戰中拉英打美、和爭取外匯）。

6. 強世功起碼承認港英後期管治深得民心，只是認為那是「暴力鎮壓」（六七暴動等）、「洗腦贏心」教育等的功勞，當然也要加上行政吸納、社會福利、精英培養、形象工程等一籃子元素。因此，要建立「中式帝國」在香港的長治久安，自然要向英國人這條formula學習。書中特別談到英國將起義污衊為「恐怖主義」以爭取民心，這在2019-2020年，完全被北京應用到香港。

7. 強世功明白基本法並沒有賦予中央足夠權力，去進行上述改造，例如他明言基本法只是賦予了中央兩項「簡接監督權」：任命香港主要官員，和對基本法進行釋法，但這些權力並不足以影響香港內部日常運作。想不到，到了2020年，中聯辦的「監督權」卻已經無中生有的被確立，「全面管治」模型也變成既定政策，比起強世功12年前的預言，已經快了很多很多。

8. 強世功詳細解釋了彭定康的「歷史罪名」：在殖民主義最後關頭賦予香港人民主的期盼，是為了綁架香港人認同英國價值、讓他們以同一非黑即白框架看中國管治，而不能領略本來「天下主義」主導的回歸規劃。結果中國要「二次回歸」，也同樣只能以非黑即白的鬥爭方式完成，「天下主義」的模糊框架卻會宣告失敗，這正是目前的寫照。

9. 然而強世功始終不願承認廣大群眾並不接受北京管治，認為發展多年的「左派民眾」才是主流，因此港英當年才不願民主化（1945、1967年之時）。基於這認知，他認為香港主要矛盾始終是階級矛盾，具體表現包括省港大罷工、六七暴動、乃至回歸後的「反官商勾結」論述等，只是因為被放在更宏大的國際角力、親共拒共框架，財閥勢力才維持至今。

10. 強世功講述了《中英聯合聲明》並非外交條約，中方完全可以單方面發聲明，在聯合國註冊只是裝模作樣，並引述邵天任的「香港主權從來屬於中國論」，因此不是主權移交，而是恢復行使主權。但他也承認聯合聲明的第二點：英方把香港交還中國，是刻意模糊了賓語，不知道「交還」甚麼：如果是主權，也就是中國要默認過去百多年沒有香港主權；但要是其他，卻也沒有甚麼可以「交還」。一旦到國際法庭，這條文可以是關鍵。

11. 其實在國安法前的十年，強世功並不主張以這樣強勢「one-state」的方式處理「人心回歸」，因為他知道這只會帶來反效果。他本來認為，CEPA、自由行已經是很成功的人心回歸工程，因為會把香港市民的生活、利益逐步和內地接軌，特別提及自由行「令普通話成為香港社會主流語言、有識之士都要求學校改習普通話」。

陳冠中的評析，下篇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