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第二集：我的博物館 159】 文革後、改革開放前的《爭鳴》 (Patreon)

年份：1980年
來源：百家出版社 / 網友送贈

曾幾何時，舊香港是世界各地認識中國國情的窗口，有大量中國研究雜誌在報攤出售，主要目標受眾都是中國大陸出來的人，也包括短暫路過香港的旅客。到了自由行出現，這些雜誌更是他們到香港的必買手信。世界各地很少地方會有這種暢銷作品成行成市，但同時又很非主流，這完全是舊香港的獨特環境才會出現。中國大陸各派系也會通過這些雜誌放風，「出口轉內銷」影響內部博弈，這也是 China Studies 的獨特 sources。

這些雜誌之中，本來最著名的是國共內戰後創辦的《春秋雜誌》等，我們曾多次介紹過。相較下，昔日全盛時期的《春秋雜誌》有很多有份量的作者真名實姓投稿，他們或許是下台軍閥、前政府高層，寫出來的東西以自己的名譽押注，公信力基本上擺在那裡。

但文革後出現的那一波中國國情刊物，卻是大多數內容都以匿名、筆名為主，公信力難免大打折扣；不過有時候，卻又會有十足真金的獨家猛料。這就像撲克牌遊戲「講大話」，你永遠不知道甚麼時候有驚喜、甚麼時候是純粹市場操作，要分辨就很考讀者的功力。很多讀者都相信自己獨具慧眼，能夠從中分辨真相與魚目混珠，再向親友炫耀，結果人人都可以是國情專家，這也是舊香港的另一道人民風景。

《爭鳴》雜誌是最著名的其中一本，文革結束之後的1977年創刊，總編輯溫輝本來在《文匯報》工作，因為不認同越來越左的中共路線而覺醒，自立門戶，這經歷有點像李怡和他的《七十年代》。由於昔日的左派淵源，這些雜誌長期都有一些獨家猛料，《爭鳴》本來還可以在中國大陸流傳，當時被認為只批毛、批四人幫而不批鄧；直到它最終也批鄧的「四項堅持」，才成了中國大陸的禁書。但這樣的身份，卻又保證了它在香港、海外的銷路，正是福兮禍之所安。

這本1980年2月的《爭鳴》第28期，正正見證了這個 transitional period。

從這一期可見，《爭鳴》的長篇大論「劉少奇平反特輯」近乎完全肯定劉少奇，以四人幫為批判對象，對剛復出的鄧小平充滿期望，對當時的最高領袖華國鋒則偏向負面。當時四人幫審訊還未開始，這期《爭鳴》透露的審判方向、底線、定性、怎樣避重就輕（審判「罪行」而不能審判「路線」），和後來發生的一模一樣，說沒有人放料，也不會有人相信。

從當時的氣氛，可以想像一般香港人對鄧小平復出是樂觀其成的，也以為文革的悲劇教訓太深刻，一定不會重來，同時也期待「明君」的出現。無論有沒有雜誌背後的其他原因，這種民情大概是存在的。為甚麼八九六四對那一代人如此震撼，還是要回到這個起點，才可以明白入面的期望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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