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書介 📖🇨🇳】 毛澤東的魅力，敵不過群眾「扮極左」的「理性」：今日「極左」路線有可能終結嗎？（二） (Patreon)

談及「新左派」學者王紹光教授對文革的分析，不是學院派的「離地」文章，即使對今天全球形勢，也是有現實意義。全書既以韋伯的理論為「稻草人」，自然首先挑戰了韋伯的框架，特別是「魅力型威權領袖與群眾的不理性緊密聯繫」這假說，而有關假說一度被西方廣泛採用，作為解釋文革期間中國人盲從毛澤東的理論基礎。

王紹光通過案例實證，發現群眾運動中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其實有兩個不同層面。一方面是「情感維度」，反映人們非理性的一面；另一面是「認知維度」，反映人們的理性思維，而兩者是並存的。韋伯對群眾運動的分析，相對忽略「認知維度」，亦即忽略群眾無論在多麼瘋狂的口號下，也會按照理性的個人利益得失分析，來決定自身立身處世的行動。只要運動持續下去，群眾便很容易通過同一口號把運動騎劫，口中說尊重最高領袖如何如何，實質上是利用種種「破舊立新」的制度空檔，達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有趣的是，主流西方學界雖習慣以宏觀及結構來分析社會科學，但談到中國，依然習慣以權力鬥爭、關係等角度來閱讀問題。例如有關文革，著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大卷的漢學權威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便幾乎完全採用「權力鬥爭」的角度探究文革成因，毛澤東及其周圍的中共主要領導人是被研究的主體，人民群眾則被認為是非理性的、處於被研究的陪襯地位。與馬若德由上至下的分析框架不同，王紹光對文革的分析是從下至上的，認為每個人都是理性行為者，他們與毛澤東的互動，才共同構成了文革這一集體行為。

習近平上台後，裏裏外外都大刀闊斧，儘管個人魅力遠不及毛澤東，但似乎也希望成為魅力型權威的代表。但正如王紹光對文革群眾的觀察，今天每個中國人也是理性個體，依然會按自身利益來解讀領袖意志，所以「中國夢」會被不同解讀，「大國責任」亦會被不同解讀，單靠口號及民族主義治國，台上台下，都應該知道絕不可能。

因此，習近平顯然較毛澤東更注重對群眾感知的控制，也就是希望通過設計一個框架，讓群眾能盡量既呼應官方口號，也得到各自的利益，相信只要群眾能在不同運動當中分別有所得着，政府及領導威權才會不斷鞏固。這種模式，更接近之前談及的「獨裁者2.0」。

了解這個模式之後，大家不妨再回顧不少朋友的一廂情願，認為一時一刻的「左傾盲動路線」，只屬歷史偶然，不久定會撥亂反正。這正是假定了有一個最高領袖能一錘定音的老毛病。可惜，現實是殘酷、也是理性的，每個管治模式的出現，都令一大批既得利益者成為共生體。假如要改弦易轍，精英倒也罷了，那些除了搞群眾運動外別無所長的新貴，又如何自處？又怎會收到一紙號令而消失？

*改編自沈旭暉《信報財經新聞》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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