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書介 📖🇨🇳】 《超凡領袖的挫敗》：「新左派」王紹光教授如何重構文化大革命之「理性」（一） (Patreon)

在習近平以外的一般人心目中，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都是一個負面名詞，因為那代表億萬人集體投身政治的瘋狂，過程相當非理性；而毛澤東作為發動文革的領袖，通過鼓動個人崇拜，成為一錘定音的人間神。

其實，文革真正的恐怖，並非在於其非理性，而恰恰相反，在於它提供了一個舞台，讓全國人民相當理性地參與一個瘋狂遊戲，把人性陰暗面結構性地釋放出來。要了解此現象，大家應閱讀「新左派」學術領袖王紹光教授的著作《超凡領袖的挫敗 ── 文化大革命在武漢》。

王紹光是我在美國讀書時的大學老師，後來回到中國境內的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與崔之元、汪暉、甘陽並列為「新左派四大天王」，對如何強化國家行政能力、調和貧富懸殊等問題有獨到見解，一直受不同意見學者廣泛尊重。這本書是他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通過「集體行為」這一視角入手，以他最熟悉的武漢為案例，把在武漢蒐集到的私人信件、出版物、報紙及地區檔案整理分析，通過「理性選擇」的假定，來解釋文革期間一般群眾的行為，主要論點有3點：

1. 他首先以德國社會學者韋伯（Max Weber）對權威來源的分類為基礎。韋伯把統治權威分為3類：傳統型權威、法理型權威及魅力型權威。傳統型權威依靠社會傳統維持統治正當性，例如封建制、宗族制等；法理型權威的統治合法性，則建立在現代法律、理性與科層制基礎之上；魅力型權威的統治，就基於被統治者者領袖之個人崇拜，毛澤東、希特拉等一般被歸類為第三類，但這劃分近年受到愈來愈多挑戰。

無論如何，根據這框架，毛澤東顯然是所謂「魅力型權威」，發動文革時聲稱要「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主觀希望憑藉超凡感召力，指揮全國人民進行「革命運動」及「生產建設」。但是在文革期間，民眾的政治運動現實，常常偏離毛澤東本人的計劃與期望，他操控全局的能力其實被遠遠高估。

2. 廣大群眾在文革期間，對毛澤東確實抱有相當信念，但是他們在每一運動作出「參與」還是「退出」等決定的時候，最重要考量還是自身個人利益。換言之，個人利益得失的算計，決定了當時群眾參與群眾運動的程度及模式。文革前期得以迅速發展，便是因為給予了大量社會上年輕人及邊緣分子得到利益的憧憬；後期群眾尾大不掉，運動遲遲未能終結，亦與那部「利益機器」啟動後，不能輕易收回有關。

3. 文革的每一個關鍵節點上，基於群眾利益與毛澤東最高理念的差異，毛澤東都被迫努力修正群眾運動路線，有時要扭左，有時要扭右。他的努力最終還是失敗，要靠動員軍隊接管全國，既嚴控群眾組織，又嚴控被打倒的既得利益者，才勉強穩住局面到身故。換句話說，文革期間每個人的理性選擇加在一起，導致這場運動完全超出發起者的掌控。毛澤東作為一名魅力型威權領袖，得到的卻是徹底失敗。

（待續）

*改編自沈旭暉《信報財經新聞》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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