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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舊香港,要是李龍基夫人王女士行使虛假文書,是不可能到了現在鬧到滿城風雨,成為新聞人物好幾個月,才「忽然」被發現的。正常而言,任何政府部門都有 due diligence,任何正常公司聘請入職人士的時候也有,這是非常 standard 的程序,例如提交大學證書,就一定會經過審核過程。

這方面,可以用台灣的程序做一個對比。

我們經常覺得台灣的due diligence 程序極度官僚,但起碼非常嚴謹。例如我被台灣的大學聘請前,需要核實我大學各個學位的證書,而每一張證書的核實,都需要台灣官方代表承認的公證人簽名蓋章。公證人會向有關大學直接溝通之餘,政府還要官方認可的中文翻譯本。好些老牌大學(例如耶魯大學)的證書,都是用拉丁文頒發的,這時候,就需要拉丁文的翻譯。有時候,有前輩做一些簡單的顧問工作,也要被鉅細無遺的核實陳年證書;而為了找出可能是60年前讀書時那位簽證書的教務長的名字,往往需要到當地大學的圖書館「考古」。

這些寫出來,當然像是笑話,但起碼確保能夠偽造文書的機會接近零。

為甚麼「新香港」入境處現在沒有做 due diligence?可能是一直採用「honor system」防君子,現在才知道要認真把關;也可能是採取了「假定一切真實、直到出現舉報」的方針,去加快「交數」速度。但這樣做是充滿問題的:首先,就算是最優秀的專才,交文件也必然出現大量錯漏,一來越是重要的人越多文件要填,二來填form從來都有很多模棱兩可的技術字眼,總之出錯本來很平常。問題是怎樣分辨無心之失,和王女士那種連證書也疑似偽造了很多份(卻又要串錯字)的疑似存心詐騙。

在台灣,申請任何東西,補件十次八次分屬等閒,正是因為很多錯漏都是無心之失,過程中發現了就可以改正,不會是罪行,總之中間有很多溝通過程,不會到了最後才出事。但在「新香港」,既然根本無人把關,自然會出現很多很誇張的騙案;只要王女士安於在家中侍奉基哥,本來誰會知道?

當入境處既沒有due diligence,又沒有協助申請人了解表格的細節,同時沒有委託公正人作為獨立第三方核實,自然向「市場」傳遞了「正面訊息」:「新香港」真的很需要「人才」啊。但真正的人才看見這樣的制度,又怎會願意來?

我們討厭甚麼都是政治。奈何正是這樣的政治制度,才會出現「提款機嫂之亂」。當李龍基公開表示愛閱讀屈小姐的文章,而又搭了這樣一個雞棚,讓「提款機嫂」招搖過市,你會發現,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花生,而且更大的還陸續有來。

▶️ 王逸戰:我係香港人:新移民青年到香港本土派之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G7og86bhX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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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George

In this day and age of the police state, the concept of due diligence has become a matter of “delay, no more” to facilitate the process of “vacating the cage and changing the bird” (騰籠換鳥). Any “negligence” made along the way is simply perceived as execution mistakes, but slowing down the process can be read as a form of subtle resistance, possibly leading to significant political missteps with serious consequences. Looking at it optimistically, this approach can effectively give a fresh impetus to the industry of “grapes,” drawing more “talent” to a financial center in ru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