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第二集：我的博物館：讀者分享 140】 當年下放大陸農村，唯一目標就是逃回香港 (Patreon)

年份：約1966-1972年
來源：新華網圖片；一位前輩分享內容

回應訪問羅海雷談及陶傑的著作，講到那些年邊境的「回鄉申請書」，一位前輩讀者繼續有以下分享：

至於當年的下放經歷，一早訂立逃回香港的目標，人有了方向，忍受力會非常高的。

所謂初中畢業，我就被下放到農村。住的是泥磚房，沒有電。同時，我上大學的夢想也破滅了，在農村度過了兩年三個月。

皮肉之苦與思想痛苦，三個月後第一次從恩平回廣州，香港父母來廣州會合過中國年，發現全廣州青年都在討論偷渡香港，甚至公然在咖啡館商量。據稱，1960和1970年代，有超過十萬名年輕人偷渡出境。

從此，我也訂下逃回香港的目標，之後回到農村，耕田只是機械式勞作，全心籌畫逃回香港的真假證件。

在農村，每月5元已能生存，對我們父母來說不難支持，但我也必須參加最辛苦的插秧/收割，才能獲得糧食配額。

在不是插秧/收割的日子，一面籌備逃港，一面報讀香港的函授課程，請父母把教材寄來，回港後用這技能，幾天後就得到雇用。讀書讀得頭昏腦脹時，又學拉小提琴(由懂的同學教)，馬馬虎虎演奏一下，放鬆情緒。

要特別說明，我不是美化這段經歷，也毫不懷念那種生活；長滿蛆蟲的糞坑挖肥料、在到膝蓋的污泥中清挖魚塘底、長時間彎腰割禾，彎腰插秧更慘，下面水氣升，上面雨水落，挑重擔令到肩膊紅腫，世代農民也不可能挑200斤走十里路的。

但這一切一切，為了逃港目標，我都忍受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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