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緣家書大長篇】 柳俊江的悲劇，「新香港」 的集體 PTSD，與榮格的集體無意識 (Patreon)

柳俊江的悲劇，無論直接導火線是甚麼，這幾年來，在「新香港」的環境下，他過得很不容易，這是客觀事實。而這幾年，無論身在牆內、還是牆外，又有多少香港人沒有覺得不快樂？恐怕沒有。就算是林鄭月娥、李家超、湯家驊，心底裏是否快樂？我也很懷疑。

就像在過去幾年，青年、學童自殺一宗接一宗，如果是在舊香港，早已成為社會重點討論範圍，出現了無數應急方案。但因為社會的 root cause 偏偏不能討論，就算是有心人，也只能避重就輕的不了了之。

日前我們做了一個內部調查，反映的數據是這幾年感到抑鬱的比沒有感到的更多。這是很恐怖的比例。情緒本來人人都有，但當一切都要壓抑、不能宣洩，就會在僅有可以宣洩的場合，作出不合比例的爆發，例如在巴士與陌生人大吵大鬧、繼而隻揪。我沒有親眼見過「新香港」這些常態，但很多從牆內放風的朋友告知過類似故事。

與此同時，人與人之間很快就由無所不談，變成沒有甚麼可以談，聊天只能是邊度食飯之類，老是在表層掠過。這樣的生活，已經很robotic，甚至談不上「生活」，只是生存。

其實，這就是全民的 PTSD。無論甚麼階層、甚麼立場、甚麼職業、甚麼地方，都不能逃避。

政權的所作所為：全天候監控，鼓勵篤灰互相舉報，提倡習近平「鬥爭哲學」，把香港由一個全世界最自由的地方、瞬間變成最不自由的地方，同時又出現非常突兀的經濟轉型，令所有人都失去了安全感，正是刻意製造這種沒有人可以安全、沒有人可以依賴的群眾心理。

這種心理學現象，可以參考1949年後的中國大陸，特別是本來的「亞洲國際都會」：上海。

當新政權摧毀舊世界的一切，上海由海納百川的璀璨文化變成全民被改造，人人戰戰兢兢擔心被算總帳，又要表現得寧左勿右自保，和昔日的朋友割席；但同時又希望保留一點舊社會聯繫，必要時可以「用」，種種非常矛盾、非常壓抑的心態，都沒有宣洩的渠道。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種集體 PTSD，再變成民族DNA的一部份。

到了下一代，就算沒有直接經歷，也完全繼承了下來。

我對這種 PTSD 非常感冒，因為從小到大，親眼目睹不少左派圈子的前輩們，都是這種症狀的受害人。早前在台灣，和陶傑做了一集半公開、半會員區對談，正是關於左派圈子無數人終生過著兩面人生活的悲哀。

這些前輩都是飽讀詩書的精英，不可能不喜愛文化、也不可能喜歡天天鬥爭，但生活在那個環境，選擇權越來越少，天天提心吊膽被內部批評 / 批鬥，同時又要擔心被妖魔化的外部環境「欺凌」，自己的技藝卻在不知不覺間與時代脫了節，自己的社會網絡也變得過份以單一圈子為基礎。由於釋放無門，很多心理病、情緒病，都伴隨一生。

一個正常的政權，目睹群眾出現集體 PTSD，理應對症下藥，促進社會和諧。但一個變態的政權，卻反而要通過製造集體 PTSD ，來鞏固自己的權力，加強「有效管治」。看見效果如此「成功」，只會沾沾自喜。

佛洛依德的徒弟榮格提出的「集體無意識」，認為一個族群的成員會有一些超越個人經歷的集體記憶，例如就算自己沒有被蛇咬過，但「蛇很恐怖」這種意識，會在族人的神話當中流傳開來。2019年之後的香港人，就算個人沒有經歷過某種創傷，但只要屬於這個群體，耳濡目染每日這樣那樣的氣氛、這樣那樣的恐懼，自己自然而言，也會變得神經兮兮，有時又會對一件毫不相干的事歇斯底里的回應，同時卻又會對切身相關的事麻木不仁。

這是否一種「集體無意識」？和一些心理學的朋友曾經認真討論過，結論各有不同。

然而萬事萬物皆有兩面。

如果香港人真的出現了屬於自己的集體無意識，其實，這正是一個群體形成的必經階段。正如古代不同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就是各自的神話傳說，然後深深崁入日常生活之中。這時候，民間的互助比昔日更重要，既是要取代政府提供不了的溫度，同時，其實也是建構身份認同的關鍵一步。

▶️ 柳俊江：721一週年看新香港：如何克服深層恐懼？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BonhBmQxU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