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深度評🇨🇳】 中國修訂《反間諜法》的「溢出效應」：沒有人是孤島（五） (Patreon)

2023 版本的中國《反間諜法》，籠統來說擴大了間諜活動的定義，包含了幫助實施間諜行為的活動、網絡間諜等，同時增加社會在「反間諜」行為上的舉證、阻止及舉報責任，並且涵蓋更多關於資料、信息、科技的限制和規定。這些修訂據中國當局所言，是為了所謂「反滲透、反顛覆、反竊密鬥爭」，並且能更有效「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

然而，就在中國提出新修訂後，美國國務院隨即將提高對中國的旅遊警示至第三級，並且提醒前往中國的國民與外國人所可能出現風險，包括禁止出境，以及隨意在沒有公平和透明的審訊下被拘留和審查。同時，美國國務院更明確指出，中國可以將大量訊息、數據、物品視為國家秘密，並以此作為控告海外公民為間諜的原因。

美國國務院提出的風險並非過慮，《反間諜法》確實對前往中國的海外公民、外國組織以及外國公司敲響了警示。這個通過加強內部限制、防範諜報活動的法例，由於過於嚴苛，連鎖效應一定會溢出到國外，對中國內外的外國僑民、組織和資本造成不可控的風險。

外國公民不論是身處中國，還是在中國境外，都已經受到這次修訂影響。在中國境外的外國公民，如果所使用的互聯網服務或其他服務提供者在中國設有分部，他們的用戶數據可能會因爲「反間諜」的原因，而遭提取、取證、調查以及呈堂，成為控方證物。

以蘋果為例，它在處理美國境外執法人員要求獲取相關用戶訊息時，雖然需要符合美國司法互助協議、《電子通訊隱私法》、《釐清境外合法利用資料法》（又稱雲端法）等一系列的美國司法規定。可是，當中有兩個漏洞。

首先，在「緊急情況」下，執法者如果提出「緊急請求」，經蘋果評估後，可以在沒有搜查令時提供信息。然而，什麼為之「緊急情況」，則沒有既定標準。在中國《反間諜法》的新要求下，如「互聯網服務提供者應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協助」，加上「緊急情況」下的這個後門，為蘋果配合中國執法者取證的行為，提供了更充分的法理基礎：畢竟，中國擅於將政治控罪包裝成恐怖主義犯罪。隨著蘋果在中國的雲業務交由雲上貴州負責營運，在中國使用蘋果雲端服務的外國公民就要明白，他們的個人資料會直接受到威脅。

從社會組織層面來看，在中國的國際非政府組織亦會受到進一步的壓力。根據德國全球和區域研究中心（GIGA）顯示，截至2018 年，歐洲共有110 個「涉外社會組織」在中國公安部註冊成立。隨著2017 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這些境外非政府組織開始慢慢過渡到中國想要看到的型態：只能承擔災後、健康、教育和青年工作。雖然在GIGA 的研究發現，歐洲的國際非政府組織還是會從事法律與治理和科技相關的服務，但大抵還是以服務弱勢群體為主。Lang and Holbig (2021) 也有類似發現，在《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於2017 修訂後，已經登記的國際非政府組織主要從事教育、扶貧和青年工作，比較少接觸人權、法律、治理等方面。

隨著2023 版本的《反間諜法》出現，這種情況必定會進一步深化。同時，在中國設立分部的人權組織，例如國際特赦組織的處境就會變得非常危險。例如，當國際特赦組織的俄羅斯分部批評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時，當地的國際特赦組織就隨即被宣布解散。同樣作為極權國家，在中國的國際特赦組織如直接批評中國政府，不但有機會被解散，更可能被迫交出「涉案人員」的資料，以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

在過去，甚至在《反間諜法》未被修訂的時候，其實就已經有很多來自非政府組織，甚或學術機構的人士和代表，被拘捕或拒絕入境中國大陸、香港和澳門。諸如台灣人權運動家李明哲，就曾因為參與中國人權事務，被中國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罪而判刑。在《反間諜法》修訂之後，可以預示會遇到更多類似事情：以「間諜」罪名，逮捕從事人權、民主運動的外國組織人員，會成為家常便飯。

▶️ 蕭少滔：中國修訂《反間諜法》，將跨國顧問公司連根拔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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