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第二集：我的博物館 046】 杜葉錫恩與英國政府打字機書信集 (Patreon)

年份：1992-1997年
來源：杜葉錫恩

要講述香港歷史，杜葉錫恩是不能迴避的傳奇人物。

她有兩點事實都是必須承認的：一方面，她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她是英屬香港最有公信力的民選議員，被稱為「人民喉舌」，對促進香港社會進步和福利社會有大量貢獻，也感召了一大批有心人投身參與社會，這方面怎樣肯定也不為過。但另一方面，她晚年對政治改革的見解非常保守，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認同甚至超過了絕大多數香港親共議員，成為新一代眼中的又一個晚節不保例子。

但「晚節不保」這個標籤可以用在其他大多數人身上，卻是不適用於杜葉錫恩的，因為她從第一天開始就是「真左」、反殖，比大多數中共黨員更左，所以其實是一以貫之。

我在美國讀大學期間，有一年暑假回港拜訪了這位傳奇人物，因爲對她的上述二元角色很感興趣，希望發掘她立體的一面。於是在長輩介紹下，我到她一手創立的慕光中學拜訪她。當時她已經八十多歲，還天天工作，就住在校址頂層。

和杜葉錫恩女士詳談之後，她贈送了一份那些年用打字機打出來的定裝書信集，都是她在香港過渡期間寫給英國政府、國會議員和媒體的信，講述她怎樣看香港民主化問題，當然觀點就和港督彭定康徹底相反。無論怎樣看她的立場，這是非常寶貴的歷史文件，例如上圖有一封寫明她將某封信發給多家英國媒體而沒有人願意刊登，另一封是英國前首相希思收到她的信後禮節性回覆 「very interesting」。

這就是歷史的見證。順道回顧杜葉錫恩病逝時，我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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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係視角懷念杜葉錫恩

香港政壇元老杜葉錫恩以102歲高齡辭世，一生傳奇，不容易以任何片面單一觀點理解。我從小敬重她，曾在大學時代拜訪她，至今保留着當時合影及她相贈一疊自行整理的打字機文件複本，彌足珍貴。從來相信非黑即白二分法只屬愚民手段，把她標籤為「民主」或「親中」均無意義，惟有從國際關係角度還原其「真左派」的一生，才能理解這類歷史人物心路歷程。

杜葉錫恩民望最高是在六十年代，她以「來自英國的人民喉舌」身份廣為人知，是1966年天星小輪事件的集體偶像。當時香港天星小輪宣布加價五仙，引發市民上街抗議，演變成「騷亂」，港英派軍警鎮壓，造成1死18傷、1800人被捕。當時青年蘇守忠穿上「支持葉錫恩」外套絕食，成為新聞人物，葉錫恩也成為抗爭人士的偶像。一年後發生「六七暴動」，葉錫恩嚴守中立，只要求港英政府善待政治犯。

假如那時有一人一票選行政長官，她很可能眾望所歸當選。但當時上流社會對她身份存有懷疑，這在我近年對六十年代人物訪談中多有顯示，個別社會賢達私下曾懷疑她是否英國共產黨員，熟悉左派組織及英國政治運作的陶傑也數次在文章有相關暗示，內容相當翔實。據前港英政治部特工「羅亞」回憶錄，杜葉錫恩跟另一名當時的英籍親民政客貝納祺，都是重點監視對象。

杜葉錫恩是否接觸過英共並不重要，我從來相信有關問題沒有意義。反正她一生走的路及抱持的情懷，與加拿大共產國際白求恩等典型「國際友人」並無二致。她坦言相信共產主義，但並非蘇式共產主義，而是被改良後的社會主義。須知英共成立後是第三國際成員，鼓勵成員走向國際，與蘇共走得很近，中蘇分裂後依然傾向蘇聯。

杜葉錫恩從小在英國東北部工運大本營紐卡素長大，自小流露對社會主義的同情。她的首任丈夫是傳教士，曾以為教會是實踐理想的平台，因此到中國傳教，卻對教會的官僚主義失望，又對遠東殖民地社會狀況感到震撼，於是留在香港，成為香港街頭運動先驅。如此經歷，在英國殖民部或情報官僚眼中，不以國際共產主義的角度懷疑才奇怪。

雖然杜葉錫恩強烈批判港英殖民管治，但到了「六七暴動」或當事人自稱的「反英抗暴」，不少左派群眾希望她作為「六六反殖英雄」公開支持，而她堅持不表態，反映她儘管不喜歡殖民管治，但那時候也不支持中國提前收回香港。在國際關係角度，美國、蘇聯乃至各地共黨說的是一套，但都不希望六七暴動成功，各方都需要香港作為灰色地帶，繼續跟當時完全封閉的中共交往。就港英立場，以杜葉錫恩當時的聲望，其姿態幫了大忙，避免了與中共沒有聯繫的普通群眾、甚至同情群眾的開明賢達，也倒向六七左派一邊。自此港英發現，杜葉錫恩雖然「麻煩」，但也是可合作對象，後來她有直線電話聯繫時任港督麥理浩，廉政公署成立前她在民間發聲甚多，顯示了即使與殖民政府的交往，她也非鐵板一塊。

假如杜葉錫恩沒有來港而是到了新加坡，她會怎樣看李光耀？會認為新加坡應獨立、歸馬來西亞還是什麼？這是很有趣的問題。

但她畢竟在香港，自從認識了第二任丈夫杜學魁，也就是一位以追討對日索償為畢生職志的民族主義者以後，便從來無質疑過香港屬中國一部分，相信何時「回歸」只是技術問題。及至中國改革開放後，蘇聯逐漸崩潰，持典型共產國際世界觀的杜葉錫恩，自然認定中國成為西方「新殖民主義」的頭號顛覆對象。

這種國際觀，遇上英國派全國最傑出政客之一的彭定康來港出任末代港督，並與北京鬧得很僵，她自然認為這是刻意搞的小動作，與前數任港督建立的互信瞬間消失。同時，香港民主派或反對派在六四後，出現了「意識形態壓倒民生」的質變，這也不為杜葉錫恩的國際左派認知接受。在訪談期間，她不斷稱對方為「所謂民主派」，認為司徒華為首的一派作風獨裁，而又出賣民生，相信北京較香港的反對派更有mandate，更懂得管治，也更能警惕西方與財閥的弊病。

不少建制人口中說一套，心裏卻毫不相信，但杜葉錫恩完全表裏如一。她被部分媒體標籤為「晚年逆轉」，這完全是誤會。無論是否認同她的價值觀，她幾乎是香港歷史上最consistent的政治人物，甚至是二十世紀其中一位最consistent的國際左派。

杜葉錫恩在香港歷史上最需要她的時候，令香港社會種種不平事結構性減少，而在最高壓的殖民時代，一個普通華人是不可能有如此能量。單是這一點，已值得她在香港歷史上佔重要一席位，且無可替代。我從來相信，世上無任何一套理論及一套管理模式是全天候準確的，任何論述在合適時候都可成為救世良方，而在不合適的時候亦可禍國殃民。至於她晚年成為香港民主化、本土化進程的絆腳石，乃至成為中共大外宣重要成員，這是典型的國際左派世界觀作崇，她的功過是互為表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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