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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主流經濟學家將中國的奇跡,歸因於「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經濟學者許成剛教授認為,1979年之後中國大陸經濟增長的動力源自私營企業(農村包產到戶,城市的個體經營),但當私營企業和中產階級變得富有和強大的同時,當局反而越來越警惕,不能忍受其「權力的壟斷」被挑戰,即使後者沒有挑戰的意圖(比如馬雲、孫大午、2019年的香港)。

因此,中國政府一定轉向更加支持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為它們提供有利的財政、融資條件以及最佳資源。政府部門控制了所有的經濟至高點(commoding heights),這個詞彙其實最早源自列寧,所以今天中國的基本政策,乃傳承自蘇聯。

政府部門和企業往往不受預算約束,傾向逾越市場規則。當所有土地都歸國有的時候,財富實際上受政府支配。通過操縱土地供應並推高價格,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尋求利潤最大化。

自1990年代中央地方財稅改革之後,地方政府成了另一個巨大的國有企業群體(SOE)。30年過去,不但沒有帶來經濟效率和活力,反而背負沉重的債務;政府的支出也擠占了國內消費。中國家庭消費在GDP的佔比是世界最低的,從未超過30%。

GDP增長超過7%時,一切看起來很美好,私營部門和中等收入階層也有一些增長空間。但是當音樂停止,潮汐退去,完美風暴也隨之而來。

政府不得不再次放鬆管制,寄望私營部門和內需刺激GDP、和創造就業機會。但遲早,私營部門仍是它的心頭大患。

So you have the opening and then the strangulation, and the opening and the strangulation; this is the dynamic you would expect(from Stephen kotkin) 。

所以基於體制的悖論:改革不是優化,也不是用創造性取代低效率。改革是妥協而已。

(待續)

▶️ 蘇聯改革開放失敗,只因沒有香港:為何中國對香港忘恩負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6kCs0RKT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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