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分享 🇨🇳】中國病人:一位歷史學家和兩位華裔經濟學家的診斷(一) (Patr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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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關於當今中國的經濟困境, 行業有稱其為中國的「雷曼時刻」;也有人以日本著名經濟學家辜朝明(richard koo)的「資產負債表衰退理論」(balance sheet recession)為參照。
筆者曾認為中國的困境,實乃多年問題積累下來的結構性困境,需要結構性改革。
但最近再讀美國歷史學家Stephen Kotkin、和華人經濟學家許成鋼和黃亞生的訪談和文章,改變了一個一直以來的誤解:即改革開放是一個優化的選擇,優化經濟架構,也優化政治體制。
然而事實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唾棄普世價值」的國度,對政權來講,「改革開放」只是「暫時的妥協」而已。無論清末的洋務運動,還是1979年後因為國民政治經濟瀕臨絕境的所謂改革,都是政權寄望續命的折衷而已。一旦元氣恢復,「國進民退」就是必然,所有對政權構成挑戰的組織、個人、企業、NGO...... 都會被壓制。
因此,寄望新的改革改變如今的經濟困境,只是一廂情願,最好的結果,不過是另一次暫時的妥協而已。
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對中國政府來說,誰是蕭何?可能是私企,可能是FDI,可能是中產階級、非政府組織,抑或是香港?政府倚賴其帶來經濟的活力,但也警惕它們翅膀硬了對政權的威脅。
與關注數據和宏觀政策的投行經濟學家不同,史丹福大學的許成剛教授(Xu Chenggang)和麻省理工學院的黃亞生教授(Huang Yasheng)是兩位傑出的海外華人經濟學家,他們角度獨特,觸及制度。巧合的是,他們的結論在某種程度上,與胡佛研究所歷史學家Stephen Kotkin 的深刻洞察力產生了共鳴。共鳴的主題,乃中共制度存在一個不可矯正的「悖論」(paradox)。
何謂悖論?即改革會帶來經濟增長,生活富裕,中產階級形成;私營部門的競爭力,必將超過國有企業…... ;然後中產階級和私營企業主們,必會提出更多經濟和政治層面的訴求。
但共產權力基於「控制一切」的「秉性」,必視之為對其絕對權力的挑戰。隨之而來的,必是私營部門受到傾軋,公民社會被壓制,政治改革絕不被允許。迴力鏢之後,企業治理和效率再將被犧牲,經濟減速…... 改革帶來的紅利很快被消耗殆盡,改革最終名存實亡。
這樣的怪圈可以循環往復,直到不可持續。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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