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分享 🇨🇳】中國病人：一位歷史學家和兩位華裔經濟學家的診斷（一） (Patreon)

導論：

關於當今中國的經濟困境， 行業有稱其為中國的「雷曼時刻」；也有人以日本著名經濟學家辜朝明（richard koo）的「資產負債表衰退理論」（balance sheet recession）為參照。

筆者曾認為中國的困境，實乃多年問題積累下來的結構性困境，需要結構性改革。

但最近再讀美國歷史學家Stephen Kotkin、和華人經濟學家許成鋼和黃亞生的訪談和文章，改變了一個一直以來的誤解：即改革開放是一個優化的選擇，優化經濟架構，也優化政治體制。

然而事實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唾棄普世價值」的國度，對政權來講，「改革開放」只是「暫時的妥協」而已。無論清末的洋務運動，還是1979年後因為國民政治經濟瀕臨絕境的所謂改革，都是政權寄望續命的折衷而已。一旦元氣恢復，「國進民退」就是必然，所有對政權構成挑戰的組織、個人、企業、NGO...... 都會被壓制。

因此，寄望新的改革改變如今的經濟困境，只是一廂情願，最好的結果，不過是另一次暫時的妥協而已。

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對中國政府來說，誰是蕭何？可能是私企，可能是FDI，可能是中產階級、非政府組織，抑或是香港？政府倚賴其帶來經濟的活力，但也警惕它們翅膀硬了對政權的威脅。

與關注數據和宏觀政策的投行經濟學家不同，史丹福大學的許成剛教授（Xu Chenggang）和麻省理工學院的黃亞生教授（Huang Yasheng）是兩位傑出的海外華人經濟學家，他們角度獨特，觸及制度。巧合的是，他們的結論在某種程度上，與胡佛研究所歷史學家Stephen Kotkin 的深刻洞察力產生了共鳴。共鳴的主題，乃中共制度存在一個不可矯正的「悖論」（paradox)。

何謂悖論？即改革會帶來經濟增長，生活富裕，中產階級形成；私營部門的競爭力，必將超過國有企業…... ；然後中產階級和私營企業主們，必會提出更多經濟和政治層面的訴求。

但共產權力基於「控制一切」的「秉性」，必視之為對其絕對權力的挑戰。隨之而來的，必是私營部門受到傾軋，公民社會被壓制，政治改革絕不被允許。迴力鏢之後，企業治理和效率再將被犧牲，經濟減速…... 改革帶來的紅利很快被消耗殆盡，改革最終名存實亡。

這樣的怪圈可以循環往復，直到不可持續。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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