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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香港上海書局作為左派文化大本營,是因為負責人的兒子是舅父在文革期間外放廣州的香港同學。這類淵源,一般人覺得不過是歷史塵埃,因為不少左派前員工(例如日前談及的李怡、《港區國安法》後在海外高度批判中共的前天地老總顏純鉤等)、第二代(例如陶傑),都走了徹底相反的路。

但與此同時,這份淵源的存在乃客觀現實。令我想起好幾年前,某位前輩曾經半開玩笑、半認真的想在香港搞一個「紅花會」。

當時他的構想是多聯繫《大公報》、或其他有關的香港左派圈子的二代、三代「傑出人物」,不定期 casual 飯聚,天南地北談往事,就是不談政治,覺得這樣的 alumni 可以媲美西方一流名校的舊生網絡。就算彼此的政治理念不同、乃至相沖,也不要緊,生意也好、為上一代找演唱會貴賓門票也好,總會找到可以合作的地方。

這樣的聚會,我也出席過幾次。有一些二代、三代依然很左,大概在社會也不容易有其他出路;但更多的早已獨當一面,本來都不大愛談自己的上一代。這類場合遇到的,包括陶傑、黎小田、周蜜蜜、劉天蘭兄妹等,昨天談及的「三中商」元老藍真女兒藍列群也在其中。

說來入面有很多歷史的諷刺,例如曾德成當民政事務局長期間,他的常任秘書長是楊立門,楊立門不但不是左派二代,父親反而是六七暴動期間撰寫當時高度反共的《18樓C座》的廣播劇作家楊普禧,曾德成卻是因為參與六七暴動派傳單而坐牢。當然,楊立門最終的立場不知何故極度深藍,可為殊途同歸

後來,這個「紅花會」構想自然不了了之:不是網絡不了了之(網絡從來都存在),只是煞有介事的聯繫,就犯了難以名狀的江湖大忌。究竟dynamics 如何?

舉一個例子:L先生是一位左派二代的低調才子,曾說只要A出現在這些飯局,他就不會來,然後對組織者數了一大堆A的事項。組織者發現,原來大家這麼多過節、這麼多是非,深怕搞下去不知不覺間捅了馬蜂窩,就知難而退。不久之後,卻在社交媒體看見A 熱情洋溢的懷念和 L先生的童年友誼,對其才情高度評價,L先生家族那邊則一唱一和,對對方大表讚賞。

很多事情不能看表面,很多歷史不是 linear 線性出現。每次遇見這些深不可測的前輩,我都會這樣提醒自己。

▶️ 陶傑:左翼南來文人・說好香港故事(二)外交部之夢:為何舊《大公報》昔日能吸納「十大才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wdxf5DvY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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