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 639】冷戰時代的左翼華裔文人，在新加坡如何生存？ (Patreon)

自從新加坡的上海書局落戶香港，逐漸成為了香港的左派文化集團龍頭，再衍生了一大批子公司，成為新華社/後來中聯辦直接控股的「三中商」集團以外，另一大左派文化集團。於是香港上海書局負責人方志勇的兒子，才會和我舅父成為在廣州讀書的好友。這本來就是半推半就的歷史，和香港直接相關，固然很傳奇，日後會再談。

但新加坡總部「留下來的人」，又如何？

根據上海書局的官方歷史、後人回憶，這一筆通常都是輕輕帶過。但其實稍為推敲，都可以推想得八九不離十；請教過方宗武前輩，也有一些有意義的補充。

既然新加坡上海書局在1949年後，已經明顯是中共新政權的同路人，而馬共是新馬英國殖民政府的重點清剿對象，上海書局就不可能不遇上政治問題。

李光耀早年曾經與左翼知識份子、工運領袖合作，壯大自身力量，但英國人撤退後，就明確宣示了反共立場。1948年開始，英國殖民政府將陳平領導、同時活躍在新加坡的馬來亞共產黨列為非法組織，自此共黨進入地下活動，身為共產黨員本身，就是一項罪名。

當新加坡還是馬來西亞一部份的時候，李光耀在1963年，發起富爭議性的「冷藏行動」，將新加坡一百多名最有行動力、號召力的左派份子全部拘捕，包括了他的主要政敵林清祥，罪名是「涉嫌參與共產黨顛覆國家罪」，也就是指控他是共產黨員，或「正要加入共產黨」。究竟林清祥有沒有正式入黨，一直是歷史懸案，可見單是左傾、而又有組織能力，在李光耀治下的早年新加坡，已經是具有風險的敏感目標人物。

新加坡的出版政策很嚴格，新加坡上海書局自然再不可能出版左傾出版物，就算是引進中國大陸的出版物，如前述，也等同引入禁書。但縱使如此，上海書局在新加坡已經自我審查，據方宗武前輩回憶，「戰後強烈的左傾色彩，令書店的一些主要負責人被李光耀政府驅逐出境」。上海書局在新加坡是運作到近年才正式結業的，但主要負責人被驅逐出境的事，性質非常嚴重，但大概事屬敏感，從不少公開文件都很少提及。

更甚的是，據方前輩講述，「吉隆坡的負責人因為參加當地社會活動，也曾遭受極不公平的待遇」。至於那些「待遇」是甚麼，他有告訴我，但不希望公開，因為當事人後人還在，大家就自行想像好了。

那官方上海書局歷史，怎樣交代之後的新加坡歲月？很簡單，從此不再碰中文書，專注出外文書，例如英文、馬來文，像字典這一類，人蓄無害，再和香港支部變相切割，就可以生存下去。當然，香港上海書局的出版物有時候還是會改頭換面，輾轉「用自己的方式」流傳到新加坡、馬來西亞，但大多是地下渠道，也就不成氣候了。

所以香港上海書局既承擔了出版左翼刊物、在自由世界爭奪輿論市場的任務，又要在馬共奪權失敗後，肩負對南洋繼續保持傳播「進步」思想的使命，加上有比中共正式控制的文化產業略為中立的國際色彩，於是就成了急速壯大的香港文化集團。這種國際化背景，也令負責人具備比一般香港左翼人士更廣闊的視野。

世事從來是沒有無緣無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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