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 635】冷戰時代登台香港藝人：「I am Chinese from Hong Kong」 (Patreon)

潘迪華姐姐曾在幾十個國家登台，到過台北在蔣經國夫人面前獻唱，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也曾回到上海演出。雖然她擅長唱的是「中曲西詞」，但她賦予自己的使命一直是「唱好中國故事」，認為她小時候沒有任何官方「國民教育」，卻自然會有這一份身份認同。至於怎樣定義中國，來自舊上海的她自然會有藝術家的答案：讓音樂說話。

在反右到文革，中國大陸「留下來的藝人」絕大部份慘被批鬥，除了官方的文藝代表團，基本上沒有出國演出的可能；台灣則實行戒嚴，雖然也有姚蘇蓉、青山等歌手登陸香港，但巡迴世界演唱的依然是極少數。對潘迪華這類藝人而言，無疑是一個莫大的歷史機遇，令香港當時在國際文化舞台上，幾乎代表了整個大中華世界。當時外國人和華僑認識「廣義的中國」，就是通過TVB電視劇、廣東歌，能唱多國語言歌曲的潘迪華，更成為東西文化的橋樑。

當時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可以說很簡單，基本上除了個別本土思想家（例如馬文輝）、或狂熱左傾的一群（例如六七暴動的青年），一般人都不大去想「我是甚麼人」這課題。只是在港英制度、教育之下，朦朦朧朧會認為「我」是不同於中國大陸、不同於台灣、也不同於英國的「華人」；直到六七暴動之後，經過「香港節」、「香港小姐」等文化工程，才逐漸出現「香港人」、「香港中國人」、「中國香港人」等身份認同。

那潘迪華外出登台時，怎樣介紹自己的identity？她說「那年代的觀眾簡單、樸實，要求只是藝人的表演素質」，但她一出場時，「一定會介紹自己：I am Chinese from Hong Kong」，儘管「其實觀眾們不太理會藝人是從那裡來的」。

這是很有趣的現象：西方國家雖然在冷戰期間視中共政權為對手，但同時對「Chinese」文化、社會，普遍有一些浪漫化的好印象。而他們當時能夠遇見活生生的 Chinese，大都是來自香港。某程度上，在中國大陸政策最激進之時，擁有「泛中華」、「大中華」身份的香港人，其實卻是為整個地區擔任了親善大使。

潘迪華演出過的地方，不只是西方發達國家，還包括一般藝人不會去的第三世界，與及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她這樣回應我的提問：

六十年代社會主義的國家和我們當年的中國一樣，貧窮，多數沒有正式的娛樂場所、夜總會這類的。去柬埔寨、黎巴嫩都是特別情況，1969年去金邊是受紅十字會邀請做慈善，貝魯特是酒店的小型 supper club (酒店的餐廳)，去南斯拉夫是和意大利朋友打獵遊覽。我個人覺得那年代人民的生活雖窮困， 卻是簡單、樸實，容易滿足和快樂。

上面說的金邊，依然是赤柬上台前的柬埔寨王國統治時代，但已經風雨飄搖，一年之後，朗諾將軍就發動政變推翻國王。上面說的黎巴嫩，則是處於1975年內戰前繁華的頂峰，貝魯特是「中東小巴黎」，融合了各地文化特色。鐵托統治時代的南斯拉夫，則是最和西方接軌的社會主義國家，一般中國大陸人都不能去，因為鐵托接受美國馬歇爾計劃援助，被中蘇稱為走「修正主義路線」。

能夠在當時自由進出這些國家演出的華人，絕無僅有。單是這一點，已經值得潘迪華歷史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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