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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迪華姐姐的自傳《夢路》有幾個章節,詳細講述她在舊上海長大的童年生活,例如過年過節的習俗,家中孩子圍著祖母聽《三國演義》故事等,其實也很像舊香港上一代人的童年。她筆下和香港最不同的是舊上海鄰里關係很親密,來到香港後,卻發現香港人普遍沒有「鄰里」概念,自己一家一戶就是自己的天地。

這種差異,多少反映舊上海人的身份認同比1949年前的香港人可能更solid,上海話能夠定義「我者」與「他者」的能力,也比香港的廣東話強。當時香港的國際化程度在全球也是首屈一指,雖然香港也有類似功能,但在1949年前,頂多只是舊上海的後備,主次分明。

到了改革開放之後,潘迪華姐姐才有機會和母親重回上海,一別就是三十年,而她那留在上海的父親,也早已被放監。這一切,自然是彷如隔世,她發現雖然景色還是那些,人都已經改變了。不過細心閱讀,卻發現改變並非全都是因為政治原因,市場的原因也很大。

雖然她的回憶錄沒有詳細講述自己的「威水史」,但從其他前輩得知,她第一次回上海演唱的時候極其轟動,當時全國剛恢復娛樂,要找一些來自舊上海、而依然「當打」的藝人回來演出並不容易。當時潘迪華在直播演出中被不斷 encore,最後沒有伴奏下清唱了很多遍,觀眾的熱情沒有造作、沒有綵排,那是發自內心的人情味。所以也不能說三十年的新政權管治,無論多麼教條式也好,就可以剷除一切。

但到了近年中國經濟起飛,音樂節目成行成市,貌似大盛,上海外灘也重新繁華起來,藝術卻已經根據同一道市場公式複製,彷彿再也沒有人味。潘迪華的回憶錄講述後來再回到上海演出,主辦單位都堅持不讓她唱現場 live,說怕難以控制流程,但爵士樂不唱 live 實在非常奇怪;而且她發現現在的製作由台前幕後到觀眾,都是流水作業,彷彿失去靈魂,令她禁不住當場說了一句:你們真的認為觀眾是傻子那麼好騙?

於是,我很感興趣她覺得這些改變是怎樣出現的。姐姐如此回覆:

「無論上海、香港或其他城市,我個人認為今日的世界,已讓科技網絡主導社會一切的運作。最不幸的是藝術文化的創作一定被淡化,音樂文化一定退化,因為過分現實的生活環境已經沒有幻想、夢想、理想......」

這是很悲哀的現狀:她在改革開放初年回到上海演出,經過三十年運動、文革,雖然人面全非,不可能再重溫舊上海風味,但多少還感受到人情味。反而是隨著經濟越發達,那種真正的上海味道卻進一步一去不返,這就像我們常常講述的奪舍。但老人家很能理解新時代:「舊上海、小上海早已淡化了,現時代的生活環境已令人類生活在忙忙忙,趕趕趕,一機 (手機) 在手,已填滿了所有的時間。」

這正是全球化時代對 identity 、diversity、creativity 的挑戰。

作為在《阿飛正傳》、《花樣年華》演活舊上海時代女性的金馬獎得主,潘迪華對人性觸角非常敏銳,對藝術非常執著。而對藝術執著的人,最重視的就是與人的交流。所以她到了九十多歲,依然會與香港樂壇新一代 crossover,依然與時並進。經歷過日本人佔領、共產政權建立等等大時代、走遍幾十個國家演出的她,對一時三刻的政治起伏大概不會太在意,但如果整個新世紀朝向「人性格式化」的方向而行,那不單是舊上海、舊香港的消逝,也是藝術的末路。我想,這才是她回望歷史對未來的最大憂慮。

▶️ 上海生與死,與50年代的「小上海」香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f-BiqpC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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