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 587】二戰後，「親日漢奸」在香港其實沒有包袱 (Patreon)

既然那麼多皇仁畢業的戰前社會賢達，壟斷了香港華人社會的精英階層，也深受港英政府信任，日治時期卻「下海」協助日本政權，戰後會否感到尷尬？社會對這些領袖成為「漢奸」，又有沒有不舒服？他們日後在香港生活有沒有受到歧視？戰後皇仁的後續故事，大概是解答這些問題最好的寫照。

之前談過，二戰之後，大量南來知識份子來到香港謀生活，不少到了中學落戶為教師，很多都是中國大陸的第一批大學畢業生，多來自鄰近的中山大學（例如我祖父）、嶺南大學等，同時也包括一些重量級學者，例如任教中文科、後來成為國學大師的柳存仁教授。柳存仁在汪精衛南京國民政府政權的宣傳部出任編輯，並成為「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秘書，負責「大東亞共榮圈」的大外宣，有不少具名鴻文傳世，戰後被國民政府列為「文化漢奸」，因此坐牢，之後才來到香港。

須知在皇仁當老師的都是港英政府的公務員，而且負責文化事業，當時港英政府也不是沒有vetting。據說共產黨員是不能任教官校的，但做過親日「漢奸」的柳存仁等人，卻完全沒有問題。柳存仁在上海汪精衛政權的經歷，校內自然都知道，日軍二戰期間甚至將皇仁校園搶掠一空，但並沒有任何人因此歧視柳大師的記載，反而他在皇仁師生心目中很受尊重，那段經歷甚至可能是「加分」的「學以致用」。就算是汪精衛的女兒在香港教育處工作，同樣毫無問題，畢竟當時不是「新香港」，不會搞上綱上線的連坐。

重點是：為甚麼？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其實是戰前皇仁的國際化，一如戰前香港，水乳交融。根據黃振威博士的考證，皇仁曾經有不少各國學生就讀，包括為數不少的日本學生，例如有位名叫安廣伴一郎的高材生在皇仁中英皆能，後來升讀劍橋大學，在日本近代史頗有名望。此外在《英日同盟》簽訂之前，日本外務省已經專門派學生到皇仁，學習英文和廣東話，而當時英屬香港與日本的往來非常頻繁，港督軒尼詩曾訪問日本好幾個月，更一度打算引入日圓為香港法定貨幣。

正因為皇仁當時被視為「遠東的伊頓公學」，有今人難以想像的國際化背景和風氣，狹隘民族主義並非傳統文化。何況假如學校戰後高調排拒曾為日本人服務的人，而日後學生根據同一思想被鼓吹排英，後果就不堪設想。

至於在香港整體社會，「兩華會」的「漢奸」們都沒有受到甚麼懲罰，主要自然是因為他們都是為勢所逼，沒有多少選擇的餘地。不少「兩華會」成員也確實和英國戰俘保持聯繫，也能提出證明投日行動得到英國人默許，除了特別積極的羅旭龢，他們在戰後都完全沒有失去本來的社會地位。而且戰後西方的主要對手很快變成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再嚴懲「漢奸」不但沒有現實意義，反而對新的主要矛盾有反效果。

換句話說，雖然日治香港有非常殘暴、殺人如麻的一面，但在社會結構層面，日本人其實是希望儘量保存英國人建立的典章制度和社會潛規則，也沒有滲透到社會所有層面，若干華人社區、行業依然頗有自治空間，例如在新界，也例如在行業公會，所以和前後的英治時代並非那麼明顯的兩個世界。不像2020年的《港區國安法》，開宗明義要徹底改造香港、改變香港百多年來的社會結構，這種剷除一切、監控一切、化人為螺絲的「革命」，遠比日本人的所作所為無所顧忌，不過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 李龍鑣：我在汪精衛政權下生活的日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dC-4SWxxp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