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 587】二戰後,「親日漢奸」在香港其實沒有包袱 (Patr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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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那麼多皇仁畢業的戰前社會賢達,壟斷了香港華人社會的精英階層,也深受港英政府信任,日治時期卻「下海」協助日本政權,戰後會否感到尷尬?社會對這些領袖成為「漢奸」,又有沒有不舒服?他們日後在香港生活有沒有受到歧視?戰後皇仁的後續故事,大概是解答這些問題最好的寫照。
之前談過,二戰之後,大量南來知識份子來到香港謀生活,不少到了中學落戶為教師,很多都是中國大陸的第一批大學畢業生,多來自鄰近的中山大學(例如我祖父)、嶺南大學等,同時也包括一些重量級學者,例如任教中文科、後來成為國學大師的柳存仁教授。柳存仁在汪精衛南京國民政府政權的宣傳部出任編輯,並成為「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秘書,負責「大東亞共榮圈」的大外宣,有不少具名鴻文傳世,戰後被國民政府列為「文化漢奸」,因此坐牢,之後才來到香港。
須知在皇仁當老師的都是港英政府的公務員,而且負責文化事業,當時港英政府也不是沒有vetting。據說共產黨員是不能任教官校的,但做過親日「漢奸」的柳存仁等人,卻完全沒有問題。柳存仁在上海汪精衛政權的經歷,校內自然都知道,日軍二戰期間甚至將皇仁校園搶掠一空,但並沒有任何人因此歧視柳大師的記載,反而他在皇仁師生心目中很受尊重,那段經歷甚至可能是「加分」的「學以致用」。就算是汪精衛的女兒在香港教育處工作,同樣毫無問題,畢竟當時不是「新香港」,不會搞上綱上線的連坐。
重點是:為甚麼?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其實是戰前皇仁的國際化,一如戰前香港,水乳交融。根據黃振威博士的考證,皇仁曾經有不少各國學生就讀,包括為數不少的日本學生,例如有位名叫安廣伴一郎的高材生在皇仁中英皆能,後來升讀劍橋大學,在日本近代史頗有名望。此外在《英日同盟》簽訂之前,日本外務省已經專門派學生到皇仁,學習英文和廣東話,而當時英屬香港與日本的往來非常頻繁,港督軒尼詩曾訪問日本好幾個月,更一度打算引入日圓為香港法定貨幣。
正因為皇仁當時被視為「遠東的伊頓公學」,有今人難以想像的國際化背景和風氣,狹隘民族主義並非傳統文化。何況假如學校戰後高調排拒曾為日本人服務的人,而日後學生根據同一思想被鼓吹排英,後果就不堪設想。
至於在香港整體社會,「兩華會」的「漢奸」們都沒有受到甚麼懲罰,主要自然是因為他們都是為勢所逼,沒有多少選擇的餘地。不少「兩華會」成員也確實和英國戰俘保持聯繫,也能提出證明投日行動得到英國人默許,除了特別積極的羅旭龢,他們在戰後都完全沒有失去本來的社會地位。而且戰後西方的主要對手很快變成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再嚴懲「漢奸」不但沒有現實意義,反而對新的主要矛盾有反效果。
換句話說,雖然日治香港有非常殘暴、殺人如麻的一面,但在社會結構層面,日本人其實是希望儘量保存英國人建立的典章制度和社會潛規則,也沒有滲透到社會所有層面,若干華人社區、行業依然頗有自治空間,例如在新界,也例如在行業公會,所以和前後的英治時代並非那麼明顯的兩個世界。不像2020年的《港區國安法》,開宗明義要徹底改造香港、改變香港百多年來的社會結構,這種剷除一切、監控一切、化人為螺絲的「革命」,遠比日本人的所作所為無所顧忌,不過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 李龍鑣:我在汪精衛政權下生活的日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dC-4SWxxp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