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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不可承受之輕》,講述布拉格之春之後極權統治下普通人,知識份子精英階層的無力感。如今的香港亦然。僅僅兩年,珍珠光彩盡失,社會崩壞的速度追上四九易幟之後從土改,三五反,到文革的近二十年。

我實在做不到在新約《啓示錄》尋找安慰,相信上帝的國,邪惡必被擊碎,與惡為伍的人必受審判。儘管我知道,主有祂的時間和計劃,主給我們無盡的仁慈教我們忍耐,也唯有在艱難境遇中靈魂得以試探,走向得永生。

有時候見證歷史的時刻並不好受。Dr Robert Jefferies 在講解啟示錄的時候,講述全球有一億的基督徒被迫害,提醒在坐的美國人不要認為「失去自由,失去自由信仰,崇拜的可能」永遠不會發生在美國,這也是在說香港。我們從未想過自由轉眼即逝,從未想過屈辱來的如此之快,之恐怖,之無情無義,超出了所有正常人的想像,更何況是一個多年文明浸泡下的城市。

在一個極權社會,人如何為人。人還可以保有人的人性和光輝嗎?在《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s》裡,John smith 儘管居功至偉,權傾朝野,仍保有對家人的關愛,對「昔日見死不救摯友兄弟」的懺悔,但「極權的環境下」,良知和真情深埋在心,更多的是如履薄冰,言不由衷,察言觀色,關鍵時刻還要冷酷無情。他最愛的家人他也保不了,兒子死了,摯愛的妻子死在他的懷抱,在死之前她問他,how did we come to this?

生在一個極權的國家,幸運的是有三十多年裡享受了它溫情的狀態,它的放低身段讓文明世界放鬆了戒心,敞開世界。即便在其「奔向小康」的時期,我也深深感到這個國家的恐怖(小時後家人,師長的經歷,工作後上司的悲劇)。沒有一個人是自由的, 無論內心還是肉體。

幾千年來,這個國家的歷史對庶民,就是「逃難和難逃的」過程。我以為帶著孩子逃到了一個自由的地方,他不會被洗腦,不會被強迫說違心的話,不會為了保命要篤灰告密,可以少見證人性的黑暗。但是十幾年後,我們又要逃,在海外眼睜睜的看著一個我如此熱愛的地方被毀掉,when we sat by the river of babylon, we think of the zion, we wept…... 國人的宿命嗎?永遠在一個drift 的狀態。

猶太人有摩西帶領,有他們的上帝恩典,有上帝應許之地。而我們呢,沒有精神的依託,沒有上帝,沒有心靈的anchor。固然「此心安處吾鄉」,心如何安?

▶️ 上一代都是移民過來,為下一代移民離去。訪問《異鄉港孩》編輯謝傲霜,書寫30個移民家庭故事,發現香港人原來都是歷險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TCvI-GUd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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