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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保加利亞,雖然這裏的共產政權倒台已經三十多年,而且新政權刻意移除了絕大部份前朝痕跡,但在日常生活,共黨曾經管治的跡象依然無處不在。

而且,都令人前瞻到新香港。

例如在人流很少的博物館,拿出信用卡買紀念品,那位當值大媽立刻嚇得面無人色,因為她不懂得用信用卡機器,而且看見外國信用卡,彷彿看見洪水猛獸。擾攘一輪,要找上司出來打救,上司自然又不會一請就來,來了之後,又要從頭申報一次程序。買東西有甚麼程序?原來職員堅持要紀錄每一件售出貨品的一切,不是紀錄一個號碼,而是每一件都要詳細寫上所有內容,然後上司又要查點一次,感覺就像獄卒檢查囚犯物品。

又如在油站,買太陽眼鏡。當值大媽職員又是大驚失色,不斷說「唔賣唔賣」。又是擾攘一輪,原來是油站的太陽眼鏡並沒有輸入代碼,所以掃不出價錢,大媽就不知道怎辦;至於為什麼沒有輸入代碼系統,據說是另一位大媽職員不懂得掃,假定反正沒有多少人買,就乾脆當作沒有這回事。最後又是請出上司,又是從頭開始做,身為顧客反而要覺得很不好意思,連累大媽要做「份外」工作。

還有酒店客服,這已經是當地的五星級酒店,金玉其外,但基本上沒有「room service」的「全套」概念,因為換咖啡膠囊、換床單、換mini bar的,居然都是不同大媽負責。每次提醒/投訴還有東西未換,換來的都是接待員沒好氣的說「正通知有關部門」,而「有關部門」卻幾日都未有找到。有一次乾脆說「這麼晚那個部門早就沒有人,明天請早」、「如果喜歡可以明早寫字條給經理碰運氣」,然而那鐘數,卻是酒店的黃金時候。

和當地朋友仔細研究,結論是在共產時代,全國大部份人都被告知只需要做一種工作,而這類「勞動人物」的工作,都基本上不含任何技術程度,完全可以被機械取代。在舊時代,他們只要變成沒有思想的粒子,每日做重複的事,與及懂得甚麼說話不能說,憑這兩大「技能」,就可以週而復始,過動物農莊的好日子。「新香港」的憧憬,難道有分別?

問題是保加利亞進入民主自由新時代之後,這些人基本上全部可以立刻失業。他/她們勉強繼續有工作,不過是因為政府沒有那麼多救濟金,而不是社會需要他/她們;而且他/她們的下一代,也不一定有更好的教育,有時候可能比從前更差,如果以家庭教育啟蒙,只會傳承了同一套mindset。

在那套思想體系裏面,自己所屬的政府是否正常運作、公司業務是否正常賺錢、服務對象是否滿意,全部都是「世界與我無關」、wfc。因為自己達標,只要robotic 就可以,非常容易,其他的結構性問題完全不用自己去想、也不應去想,思考怎樣才算做好一份工,那是很荒謬的事。對他/她們而言,服務對象千篇一律的做一樣行為、說同樣對白,才是應份;如果超越了自己的SOP、而自己不懂,責任絕不在自己,而在對方。自己的態度,會否令政府更低效、令公司業績更差、令其他人更不高興,更是與我何干。

這種工作態度,本來是香港作風的徹底相反。百多年來,香港人千錘百鍊,就算是最因循守舊的人,放在這種後共產國度,都已經顯得無限靈活。

但歷史要改變習慣,原來是非常容易的,國泰就是最好的例子。

昔日如果有顧客投訴「為什麼空姐不首先說普通話」,這類投訴會被上至高層、下至清潔阿嬸當作笑話看待,因為有違common sense。同時如果國泰員工發現飛機有任何跡象可能會發生意外,或影響自身品牌,無論是否自己職責所在,肯定會第一時間匯報。

但現在的趨勢卻剛好相反:公司形象是否越來越柒、航空安全是否可以維持,一律和一般員工無關,反正改變不了;是否開口說普通話,卻是自己工作的唯一KPI,自然知道「輕重」。久而久之,這類工作崗位會喪失一切應變能力,因為應變會被看作員工的負面態度;只需要根據政治正確SOP,令「西客」如魚得水,就是好員工。

▶️ 蕭少滔:私人全球投資基金開始一分為三分拆,匯豐、國泰為何不能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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