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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定康和中國交手多年,除了擔任末代港督期間天天被罵「千古罪人」,後來他成為歐盟外交專員時也曾訪問中國,那次雙方的關係卻「和諧」得多,更獲邀到中央黨校演講,對中共習慣的兩面手法、紅臉白臉,可謂非常熟悉。

他笑言從近代歷史可見,中共政權簽訂任何國際條約、而又真正履行承諾的例子,寥寥可數,無論是《中英聯合聲明》,還是加入WTO時承諾的幾乎所有內容,結果都是「走數」。因此,他認為主張和平演變中國的一派,只是自欺欺人,真正只是要保住自己在中國的經濟利益。

他認為當今不少世界領袖主張和中國在「人類命運」層面合作,基於中共的體制特色,同樣是不會成功的。他不斷舉出Covid-19疫情為例子,認為中國正是因為拒絕在疫情爆發時與國際社會合作,才造成這一波全球災難,而又拒絕承認自己負有任何責任。根據這往績,要是相信中國會在環保等議題充份和國際合作(須知新王查理三世正是環保份子),同樣是緣木求魚。

但與此同時,彭定康依然不贊成全面圍堵中國:他用的字眼是應該「constrain」中國,而不是要將其「contain」。他的意思(以我理解),大概是「constrain」中國、不要讓其做壞事,國際社會時刻警惕,才能捍衛西方文明;但如果單純的「contain」中國,在這樣的政體管治之下,卻可能令政權做更多壞事。

他說到如果自己是中國官員,最擔心的應該是怎樣解決內部問題,例如人口紅利不再存在、開始嚴重老化,令社會福利開支大增,但經濟同時下調,面對這些嚴峻挑戰,還要天天鬥爭,直屬匪夷所思。但由於中國正是以鬥爭回應一切挑戰,卻令「containing China」的效益變得很少,反而會被中國利用來動員民族主義,去渡過國內難關。因此,他認為對中國的一切,都不能一成不變地以同一道公式處理。

面對這場「新冷戰」,他坦言是擔心的,因為西方國家對民主自由的理念也不見得堅定,並以特朗普、約翰遜不斷說謊為例,表示當西方大國的領袖不能以身作則,對體制的損害難以估計。從他的回憶錄可見,他並非identity politics的支持者,而是深信核心普世價值。但當刻西方領袖有誰能真正有效闡述這一套,卻數不出什麼突出名字,這正是我們年代的可悲。

▶️ 彭定康政改方案,如何力挽狂瀾啟蒙香港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nkt-9gRA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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