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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兩航投共」事件,除了影響了中國近代歷史進程,也是了解港英政府如何處理國共兩黨的理想切入點。

1949年後,如果沒有任何人為調控,大多數居住在香港的華人,都是因為逃避中共政權而湧過來的難民,對共產黨普遍非常不信任和恐懼。而香港戰後的經濟發展,又全靠這批從舊上海逃難來的資本家、來自中國各地的精英人才和勞動力,加上美國當時強烈支持台灣、不承認中共政權,港英政府理應與台灣的國民政府同氣連枝。

但在現實政治,英國卻率先在1950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容許中共在香港建立實質上的支部(新華社),扶植本來實力在香港比右派弱得多的左派,去證明自己不會成為顛覆中共的橋頭堡,從而說服中共不搞亂香港、甚或提前收回。從這角度看,英國在五十年代反而是刻意削弱右派力量,中共勢力才足以逐步在香港紮根。

兩航投共案正是典型例子:由港督葛量洪的取態,到香港最高法院本來判中共勝訴的結果,再到英國樞密院推翻裁決後,依然拒絕讓航機飛到台灣、刻意搞小動作,令這批客機變相報廢,處處都顯示了英國顧忌共產黨,遠多於國民黨。

另一個例子是五十年代盛行的第三勢力運動,一度嘗試在香港最南端的蒲台島建立軍事基地,就立刻被港英政府驅趕,被明言不容許在境內搞任何軍事行動。反而中共的東江縱隊在香港卻保持了地下存在,並在六七暴動期間部份疑似化身民兵。

港英政府的更大動作是回應1956年的「雙十暴動」,驅逐了一批國民黨駐港黨工離境,以警告親台勢力不要再在香港搞串連。這是親台組織在香港承受的最嚴重損害,就像左派組織在六七暴動後元氣大傷,但親共組織要補充新血非常容易,親台組織隔著大海,組織網絡破壞了就很難復原,結果就是慢慢的此消彼長。

用這個角度理解「兩航事件」,可能英國人才是最大贏家:和中共建立了默契,證明了自己無論在甚麼情況都依然願意「溝通」和「釋出善意」;同時回應了最主要盟友美國的政治要求;更利用事件調節了香港內部勢力平衡;甚至還確立了一大國際法案例,一切都以英國普通法之名進行。

外交官出身的港督葛量洪,在設計這個鳥籠框架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既推翻了前任港督楊慕琦一度要落實的民主化、本土化計劃,又奠定了直到彭定康來港之前幾十年的「外交官路線治港」。如果有機會再版葛量洪的回憶錄《Via Ports》,今天從新讀來,一定另有收穫。

▶️ 楊慕琦方案的前因後果:英國真的拒絕香港民主化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TyMjX77Z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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