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夢工場 🎬】相煎何太急:香港電影人的希望與掙扎 (Patr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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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隨著「新香港」境內甚麼話都不能直接說,電影、音樂成了不少港人宣洩的平台,「明就明」。這種「明就明」的生存技巧,固然令香港依然保留了希望,但和不少電影人交流之後,發現他們每天都坐立不安,很擔心裏外不是人。
電影製作需要大量金錢。如果依然要在「新香港」拍攝,金錢的來源不外乎三類:政府;金主(沒有香港金主可以開罪政府);眾籌(未來在「新香港」境內已幾乎不可能)。所以其實也可以說,幾乎只有一類。
當金主有具體政治要求,電影工作者有多大議價空間?如果簽了約之後才知道這些要求,不拍就要賠錢,多少導演可以拒絕?就算金主沒有任何要求,只要讓公眾知道電影資金是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電影發展局」,只要有一兩句對白令人遐想,恐怕就會被上崗上線批鬥。怎辦?在外地眼中,是否已經覺得《港區國安法》之下的香港電影發展局,已經和中國負責審查電影的廣電局沒有兩樣?
這令人聯想到早前《給十九歲的我》的爭議。
認識不少電影人,雖然都認為張婉婷肯定有錯,但得到不成比例的批鬥對待,除了反映網絡欺凌弱者的文革年代已經來臨,也覺得因為她出任政府委員會職務,才更成為眾矢之的中的眾矢之的。為甚麼電影人傾向同情她,多少是身同感受:他們坦言只要繼續想在「新香港」拍電影,要生存,就不能無視政府的存在。如果已經扭盡六壬,擋下99%的政治任務,以為已經盡力在自己的空間做好本份,到頭來卻被批為「投共」,然後真正的「共」又在進一步cut funding,那種氣餒,可想而知。
然而與此同時,電影發展局、藝術發展局等的確在改變遊戲規則,大舉撥款給「自己人」。不少大外宣中人也的確在掛羊頭賣狗肉,以宣傳香港文化為名,去為《港區國安法》「由亂入治」塗脂抹粉,從而「說好香港故事」。究竟誰是盡力在維護香港核心價值,誰在魚目混珠,行內人、明白人,當然一眼就可以看穿。但畢竟不能對所有人有同一期望。
何況在失去《蘋果日報》這種大台後,網絡世界變得非常碎片化,不少網民以批鬥公眾人物的快感來宣洩,同時也有真正的有組織網軍去抹黑剩下來的有心人,同時去歌頌政權外圍的藝術打手。如果吃力不討好,最後甚至連光環也被同行的建制打手騙走,自然不是味兒。
在負能量者眼中,如果既留在「新香港」、得到政府或金主資源,但又得到「同路人」的票房和口碑,往往覺得這是「兩家茶禮」的典型,而不理解背後的辛酸、難度和痛苦。如果要逼所有電影人歸邊,要麼出走海外拍獨立電影,要麼等待港府和金主經費、而必須接受自己等同中宣部,這對任何人、對大局,都是毀滅性的打擊。
離開香港拍香港題材,總會被批評「離地」;留在香港拍香港題材,總會被批評「自我審查」。雖然這些都不能說不是事實的一部份,但現實不可能非黑即白。否則豈非只有一個答案:只能接受香港已死,然後甚麼也不能做?
香港的特色,從來都是可以發展自我生命力。適應任何框框條條,貌似死掉,卻總會有一天在不同角落、以不同方式,將瓦解了的重構出來,這才是香港。認識很多有心的電影人,只希望他們能在這樣的環境下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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