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夢工場 🎬】相煎何太急：香港電影人的希望與掙扎 (Patreon)

近年隨著「新香港」境內甚麼話都不能直接說，電影、音樂成了不少港人宣洩的平台，「明就明」。這種「明就明」的生存技巧，固然令香港依然保留了希望，但和不少電影人交流之後，發現他們每天都坐立不安，很擔心裏外不是人。

電影製作需要大量金錢。如果依然要在「新香港」拍攝，金錢的來源不外乎三類：政府；金主（沒有香港金主可以開罪政府）；眾籌（未來在「新香港」境內已幾乎不可能）。所以其實也可以說，幾乎只有一類。

當金主有具體政治要求，電影工作者有多大議價空間？如果簽了約之後才知道這些要求，不拍就要賠錢，多少導演可以拒絕？就算金主沒有任何要求，只要讓公眾知道電影資金是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電影發展局」，只要有一兩句對白令人遐想，恐怕就會被上崗上線批鬥。怎辦？在外地眼中，是否已經覺得《港區國安法》之下的香港電影發展局，已經和中國負責審查電影的廣電局沒有兩樣？

這令人聯想到早前《給十九歲的我》的爭議。

認識不少電影人，雖然都認為張婉婷肯定有錯，但得到不成比例的批鬥對待，除了反映網絡欺凌弱者的文革年代已經來臨，也覺得因為她出任政府委員會職務，才更成為眾矢之的中的眾矢之的。為甚麼電影人傾向同情她，多少是身同感受：他們坦言只要繼續想在「新香港」拍電影，要生存，就不能無視政府的存在。如果已經扭盡六壬，擋下99%的政治任務，以為已經盡力在自己的空間做好本份，到頭來卻被批為「投共」，然後真正的「共」又在進一步cut funding，那種氣餒，可想而知。

然而與此同時，電影發展局、藝術發展局等的確在改變遊戲規則，大舉撥款給「自己人」。不少大外宣中人也的確在掛羊頭賣狗肉，以宣傳香港文化為名，去為《港區國安法》「由亂入治」塗脂抹粉，從而「說好香港故事」。究竟誰是盡力在維護香港核心價值，誰在魚目混珠，行內人、明白人，當然一眼就可以看穿。但畢竟不能對所有人有同一期望。

何況在失去《蘋果日報》這種大台後，網絡世界變得非常碎片化，不少網民以批鬥公眾人物的快感來宣洩，同時也有真正的有組織網軍去抹黑剩下來的有心人，同時去歌頌政權外圍的藝術打手。如果吃力不討好，最後甚至連光環也被同行的建制打手騙走，自然不是味兒。

在負能量者眼中，如果既留在「新香港」、得到政府或金主資源，但又得到「同路人」的票房和口碑，往往覺得這是「兩家茶禮」的典型，而不理解背後的辛酸、難度和痛苦。如果要逼所有電影人歸邊，要麼出走海外拍獨立電影，要麼等待港府和金主經費、而必須接受自己等同中宣部，這對任何人、對大局，都是毀滅性的打擊。

離開香港拍香港題材，總會被批評「離地」；留在香港拍香港題材，總會被批評「自我審查」。雖然這些都不能說不是事實的一部份，但現實不可能非黑即白。否則豈非只有一個答案：只能接受香港已死，然後甚麼也不能做？

香港的特色，從來都是可以發展自我生命力。適應任何框框條條，貌似死掉，卻總會有一天在不同角落、以不同方式，將瓦解了的重構出來，這才是香港。認識很多有心的電影人，只希望他們能在這樣的環境下繼續努力。

▶️《燈火闌珊》導演曾憲寧、監製陳心遙：我們失去的，總能重新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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