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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9年前,中國大陸的支付寶與微信支付已經進軍香港,到了現在「新香港」時代,可能更會被普遍使用。雖然普羅大眾關心的,只是掃描二維碼的付款方式,與八達通怎樣比較一類問題,但假如我們只著眼於付款形式,卻會忽略科技公司在過去數年,對中國大陸社會結構造成的巨大影響。這些科技巨無霸已走出中國,在世界各地建立據點,無論影響是好是壞,都已經不能回頭。

支付寶成立時,只是淘寶的第三方擔保系統,現已發展出基金、保險等業務,與騰訊的微信支付,都成為中國大陸人民衣食住行不可分割的部份。它帶來的改變,首先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關係的轉變。自從「網購」興起,每個人在市場上的身分,已不再單純是消費者或商家。由於入場門檻低,基本上任何人只要註冊一個帳號,就可以成為「商戶」,令國內很多人同一時間具備買家、賣家雙重身分,然後用戶在微博、微信販賣商品。由於中國大陸人口基數極大,「微商」這個群體,便開始出現,從而顛覆了社會消費模式,更在疫情期間幾乎徹底取代了傳統商戶。

中國大陸對「微商」的定義,是指在移動互聯網的空間,借助社交軟件為工具,以人為中心、社交為扭帶的新商業模型。由於「微商」是生存於社交空間的群體,買賣雙方也不再是完全的陌生人,起碼是微信「朋友」,也可以是親戚、同事、同學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再是單一,而是多重;但放在一個監控一切的國度,每多一重關係,就多一種羈絆。

新媒體雜誌編輯納德利(Michael Nutley)將這建基於社交媒體空間的市場推廣、販賣商品及服務,稱之為「社群商務」(social commerce);這種商務得益於社交網絡的優勢,如對產品的評價、買賣雙方的互動、商品體驗的分享等,而急速壯大。根據《中國微商行業研究报告》顯示,六年前,已經有3000萬人是「微商」,隨著中國中產階級在未來十年勢必倍增,幾乎已是家家皆「商」。

另一個對人與人關係帶來改變的,是支付寶母公司「螞蟻金服」建立的「芝麻信用」。中國大陸的信用制度以往並不完善,一個人欠下巨債後,有時仍可在別的城市向個人、甚至銀行貸款;「芝麻信用」的出現,就是將用戶納入一個新的「全國信用系統」。例如,用戶定期交水電煤費,「芝麻信用」值便愈高;得分愈高,就可以有相應「信用消費」,例如免抵押租用「共享單車」,或使用更高額度的「花唄」購物,被容許在下月才還款等等。

隨著「芝麻信用」在中國大陸普及、認受性提高,銀行的信用評核功能,也可能被取代。雖然公司強調這是私人大數據庫,和政府「無關」,但有了這個制度,「信用」會否延伸為「政治信用」、「社會信用」,每人的一生檔案都如影隨形,成為政權的「參考」工具,就想英國警世劇集《黑鏡》(Black Mirror)講述那樣,大勢所趨,恐怕在中國大陸必然出現,甚至在世界其他地方,也無可避免。「新香港人」使用這些系統之後,自然也步向不歸路。

▶️ 蕭少滔:中國的「1984式實驗」:全方位數據化集權經濟體能成功嗎?(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0uJqzhzm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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