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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人工智能 (AI) 將取代人類工作的討論越來越深入,下一個無可逃避的問題,自然已經不是「what if」,而是「怎辦」。

當大部份藍領工作都早就可以被機械取代,大部份白領工作現在又可以被人工智能取代,人類要繼續得到「工作」,就只有幾個可能性:為地球上每一個人,都製造人工智能不能取代的崗位;情願不使用人工智能,也要維持目前接近全民就業的經濟模式;或逐步採取討論多時的「無條件基本收入」 (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 UBI),讓人人無需工作,也可以得到基本收入,令「工作」的概念被顛覆,變成純為興趣和理想。

這個討論,相信會在未來幾年形成一場全球大辯論,但其實類似的兩難早就出現,從來都是任何負責任政府要思考的現實問題。

社會主義國家就是最好例子:為了彰顯每一個「勞動人民」的價值,社會主義國家要人人根據集體主義原則工作,雖然工資低,卻不希望無償聘請,更不能接受有「勞動人民」會「失業」。結果,不少工作其實早就可以被機械取代,卻也被社會主義國家保留下來,情願「做就三十六」,也不可以「唔做三十六」。其實就算在民主國家,因為失業會帶來龐大選票壓力,好些本來早就應該淘汰的崗位,同樣硬是「為做而做」地被保留下來。

台灣是另一個典型例子。以往來台灣旅遊的朋友,大概不會有機會體驗台灣的「補件文化」:台灣文件上的繁文縟節極多,問題極度瑣碎,而且由於法例條文籠統,行政官員經常都要來來往往、問長問短,而每一個小問題、小部門、小申請都要有「承辦人」,每個承辦人都要簽名蓋章。結果一件簡單的工作(例如為手機申請自動轉帳),就可能要經過十個不同負責人、補件五次,前後四十五個工作天,才能完成。

這些官僚主義的「原意」,也許是要保障程序嚴謹,但執行下來,明顯早已變形走樣,為存在而存在,形成非常低效的形式主義,同時卻又對加強監管毫無幫助。保障員工不被解僱也許是現在的動機之一,畢竟根據香港的效率,上述過程的九成員工,恐怕都已經是冗員。但另一個有薪工作 Vs UBI 的社會功能差異,屬於形而上的,而且是更重要的,就是滿足感:就算是冗員,「工作」就是工作,自己就可以催眠自己享有工作的尊嚴。加上台灣全民薪金都是差不多,本來就很社會主義,所以有業與無業領取UBI之間,就屬於兩個不同階層,也會有截然不同的心理狀態。

而且在台灣這個講求「情、理、法」(in chronological order)的社會,只要有一個崗位,就可以在自己職權範圍內,給予若干「彈性」。這種彈性很多時候都是無傷大雅的,處於法律的灰色地帶,很難被輕易看作貪污,但也很難輕易被研判為絕對OK,例如停車場看更會為熟客預留車位之類。這樣「情、理、法」的客觀效果,除了建立供求雙方的「社會契約」之外,也是一種管治模式。畢竟台灣法律和舊香港普通法不同,屬於大陸法,discretion的空間很大,也有民眾「檢舉」的傳統。當每一個崗位都和主要受眾構成共生關係,大家都知道只要客客氣氣,既有方便,又不會有人檢舉,社會表面上,就會很和諧,政府的直接管治成本,就會減少。

所以參考台灣的例子,就算UBI 實行,全國冗員消失,哪怕冗員本來領取的薪酬可能已經是「de facto UBI」,但客觀效果也會很不一樣。如何讓全民領取UBI的同時,又可以維繫上述社會資本和結構,這是一個龐大的挑戰。但逃避得了嗎?反正人工智能的挑戰已經不可逆轉,及早掌握主導權轉型,才是王道。

▶️ 鄒崇銘:人工智能革命,只會把人類帶到「敵托邦」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RLCcGctp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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