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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母親的精神狀態高度緊張相比,父親就隨和得多,彷彿甚麼都沒有所謂,從來都是一個好好先生。但這些性格的另一面,卻又有很selective的學術性執著,反映了頗為有趣的深層心理結構。

例如對疫苗,要說服他注射復必泰、而不打科興疫苗,居然是異常困難。這和政治原因完全無關,他也不會相信「新香港」政府的文宣,但他作為一個退休大學教授,會很堅持自己去閱讀不同疫苗的醫學報告,各自的原理、有甚麼作用和副作用,然後作出自己的判斷。就算我找了一些醫學教授和他解釋,他也不會輕易接受,因為在科學的層面,他一定相信自己的判斷,然後再不厭其煩的去辯論。

針對他對科興的研判,即「注射短期內對減低重症風險有一定效用」,確實不能說是錯;問題是他的復必泰副作用的憂慮,特別是以他的年齡而言,就不成正比。最終,說道理是沒有用的,還是要和他說「不打次世代就不要回香港」,才被逼就範。

又如買股票,他的真正興趣、或動力來源,並非為了投資、財富增值,而是作為一個研究型的智力遊戲。他是我僅有認識的人會買每一隻股票前後,都會異常認真讀完全份公司年報,分析數字和業務發展前景,而又特別偏好「研究」那些冷門公司。假如股票市場真的是根據公司表現而定,年報自然是有用的參考資料,但它們的真正價值有多少,一般炒股的人都心裏有數。結果,他可能真的很了解每一隻股票的公司背景和業務狀況,但投資的業績就非常差,甚至不及非常業餘地「聽朋友建議」的母親。

這種選擇性固執,似乎和他的理工科背景、學術訓練,都有一定關係:在人文學科、社會科學的世界,他會接受價值觀導向,不認同極權管治那一套;但在他認為屬於科學範疇、可以通過數目字量度的領域,就只會相信可以閱讀的數字。而對學術世界的執著,他又會比我嚴謹得多。然而這樣的習慣,除了這些背景,似乎又有另一種潛意識存在:既然非物質的世界不能掌握,也難以控制,唯有在物質的世界儘量control,才能有所平衡。所以在一個macro的世界越是easy-going,在另一個世界、面對micro details,卻可能越是stubborn,而且這兩者之間的關係,還是相輔相成。

▶️ 鄒崇銘:人工智能革命,只會把人類帶到「敵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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