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大師導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契約論」（上） (Patreon)

去年底爆發的「白紙運動」，隨著示威人仕經歷大搜捕和被消失，國際間的關注已大幅減退。早前坊間對於運動能否成功、運動的目標，與1989民運、以及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異同等有不少討論，當中對於「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契約」在運動前後的變化，就很值得反思。

因為中國人民與政權之間的關係，可能正在產生微妙的變化。

「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本來是西方倫理學、政治哲學中，被用來探討個人與政府合法性之間關係的一種概念，源自法國哲學家盧梭。社會契約本來的主張是個人融入政治社會，透過一個相互同意的過程，當中個人同意遵守共同的規則，並接受相應的義務，以換取政權對個人權利的保障，及維持社會秩序。

然而在中國這個沒有個人自由的國家，雖然也有某種形式的「社會契約」，卻充滿「中國特色」。近日美國華裔學者黃亞生教授在《紐約時報》中撰文，斬釘截鐵指出，習近平正打破了中共建立的這種「中式社會契約」。

黃亞生現任麻省理工政治經濟學教授，專攻中國及印度經濟，出版過不少著作，包括《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企業家與國家》一書。他的祖父是黃負生，為中共最早的50名黨員之一。

他先從自八九六四以來，中國近三十多年的「社會契約」形成談起。六四之後，中共領導人想出了一個「成功」模式，既能維護一黨統治，又能實現經濟增長、鼓勵創新，從而使國家富強，爭奪世界說語權。因此，中共對人民提供了讓創業成功的土壤，「讓部份人先富起來」，樹立人民成功的榜樣，多年來讓大部份民眾過著大體穩定和舒適的生活，並在政權不被挑戰的前提下，給予一部份言論、出版、結社等政治權利。

在這不成文的、大體有效的「中式社會契約」下，人民必須付出部分政治自由，作為交換的代價（trade-off）。

黃亞生進一步解釋，為何近代的中國年輕人，比老年人更支持政府的民族主義政策議程。年輕人可以去卡拉OK和搖滾音樂會，崇拜他們喜歡的K-pop明星；知識分子可以在社群媒體上，宣洩他們無傷大雅的憤怒和不滿；企業家忙於賺得盆滿缽滿，根本無心理會所謂的「政治」，因而得出「民主能當飯吃嗎？」的中國式智慧，大家努力滿足人生最底層需要，授權政府為所欲為，這就是「中式社會契約」。

當然，一個社會不可能完全沒有矛盾，但中共三十年來「分而治之」，卻非常有效。他指出中國人的大多抗議都是針對地方性和具體的問題，不同群體有不一樣的不滿，他們的訴求並不相通，最終得失相抵，政權穩如泰山、力量還不斷發展壯大。

然而這樣的「中式社會契約」，到了習近平時代的今天，依然奏效嗎？

（待續）

▶️ 劉夢熊：中國改寫歷史表揚大清「閉關鎖國」，21世紀的下場會怎樣？（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XK7cMxzFx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