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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晚報》結業後,母親再被安排到《大公報》要聞版國際科做編輯,但兩份報紙先後結業後,她已經意興闌珊,很快就申請提前退休,當時還只有40多歲。

她提前退休的官方理由是要照顧外公、外婆,這也是實情。當時外公年紀已經很大,不久就病逝,而外婆只能與母親相依為命,這些報館自然都是了解的,也無從反對。雖然無論怎麼說,40多歲提前退休都是太早了點,自然有很多人說「真浪費啊」諸如此類。

但這次母親很堅決,覺得 enough is enough。

她退休後,和舊同事自然有保持聯絡。差不多同期,香港主權移交後,左派報人組成了一個「資深傳媒人聯合會」,基本上左派報紙的退休員工都會加入,同時也拉攏中間派媒體中人,所以會員有好些公眾意料之外的名字。

我記得這個會,因為他們曾經邀請我做一次演講。而那次timing非常有趣,就是馬尼拉人質事件之後,我因為「次主權」而被左報砲轟之時,似乎是有人用這種動作傳遞訊息,讓有關方面「手下留情」,也是對我「溫馨提示」。這些年來,這個陣營和我的溝通基本上就是「一啖砂糖一啖屎」,見怪不怪。

母親是一個精神狀態很敏感的人,她一方面珍惜這些舊同事、舊朋友的關係,但又一直有點虛怯,擔心自己不夠忠誠,在聚會會受到冷言冷語。所以每次我被有關方面或公開、或內部批評,她就會很緊張,自己出席這些活動也會神經繃緊。我也是愛莫能助,心底裏不斷想:何必呢。

近年,母親和一批舊同事有每月聚會,聚會的活動就是打乒乓球和羽毛球,但2019年後,因為我的原因,難免有一定芥蒂。她說,那些朋友都是非常深藍的,天天在群組就是傳播那些資訊,她說自己不說一句政治,但見了她們也很有壓力。我又想,何必呢。

然而,感情就是感情,又有多少人可以完全走出comfort zone?

因為疫情原因,那個「資深傳媒人聯合會」兩年沒有實體活動,去年終於有了一次大聚餐,母親說她是「提心吊膽」地出席,然後發現大家對她依然非常友善,才「放下心頭大石」。但當那些會員不斷和她天南地北,開始談到我的時候,她的條件反射又會浮現,離開後就跟我說,要小心這人、小心那人。這些「這人、那人」有的是她的朋友,有的是她研判天天在打小報告的人。我自然又只能這樣想:何必呢。

其實,我從不懷疑左派圈子中,有不少本質上很良善的人,不少年輕時充滿理想、並非現在那些忽然愛國只為利益,也有不少保持獨立思考,對身邊的問題洞若觀火。但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始終就是積非成是,而且總有一種難以明言的恐懼,籠罩在每一天。正是這種感覺,令人想起就渾身不舒服,但表面上看來,卻是一切如常,然而就連描述也寫不出精髓來。

新香港,不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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