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緣家書大長篇：六度空間內的名字，難以入眠的新聞 10】《給十九歲的我》與《憂鬱之島》：Mockumentary 有出賣信任嗎？ (Patreon)

在「新香港」，張婉婷導演的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上映後，才被發現居然沒有得到被紀錄學生主角的同意就公映，加上她本人被委任進去一個「新香港」政府委員會「說好新香港故事」，惹來不少批評，這令我想起另一部電影《憂鬱之島》的爭議。兩個故事有沒有「背叛」被訪者或眾籌者，涉及社會的廣義倫理，必須先由紀錄片導演應該介入多少談起。

我很愛看紀錄片，因為入面通常包含互相衝突的幾組話語，如果拍得好，絕對比劇情片更劇力萬鈞。

以年前介紹過的關於菲律賓前第一夫人艾美黛的紀錄片為例，艾美黛作為被訪對象，她努力為自己塑造一個形象、不斷「說好自己故事」，這是一個主觀層面。而導演加入其他鏡頭、其他內容、其他被訪者的故事之後，卻讓艾美黛成為一個獵奇的東方主義觀察對象，乃至一個笑話，那是另一個層面。

一般而言，這兩個層面並行不悖，觀眾也容易區分。

不久前，訪問過程翔前輩和羅恩惠前輩，他們對《憂鬱之島》這「偽紀錄片」非常不滿，就是基於這兩個層面的混淆。這訪問還未發佈，因為我還未想清楚一些箇中關鍵。

早前訪問過導演陳梓維，他強調選擇六七暴動在這電影內，只是為了呈現不同背景、不同立場、不同年代的香港人，都不能命運自主，做什麼都徒勞無功的憂鬱，並非要刻意將六七暴動和反送中運動的性質作出簡單的等號。

但程翔、羅恩惠的看法，則完全相反。他們認為，導演訪問一直要為六七暴動平凡的當事人石中英，而不是其他參加過六七暴動而有悔意的老人，這已經是一種導演的刻意介入「紀錄」。

他們也質疑導演跟隨石中英到維也納拍攝他的故事，和六七暴動已經沒有關係，是否被贊助旅行，從而扭曲了被紀錄的本質，起碼值得思考。但觀眾卻不會知道這些，就會得出「所有六七暴動的人今天都是這觀點」、而「六七暴動又和反送中運動是同類」這兩個結論。

關於《給十九歲的我》，觀眾同樣難以得知哪些是學生的真實面貌，哪些是在導演刻意去「導演」之下的演出。特別是電影上映後，張婉婷才「自爆」部份內容，源自她操刀拍攝的廣告，由於她請了其中一位被訪問的女生主角參演廣告，然後又在拍攝廣告期間訪問這女生和男友。

這明顯是扭曲了權力關係：在紀錄片，導演理應和被訪者沒有直接利害關係；但在廣告，導演卻成了被訪者的「老闆」。然後，再有學生透露導演將他們的故事，又另外拍成微電影，讓她們做主角。這是又一次的契入。

再加上被觀察的學生處於學校的權力制控之下，究竟這是學校的「大外宣」、還是社會實況電影，就難以輕易分辨。然後，才知道有學生是不情不願被拍攝，為甚麼依然繼續，這又是一種權力關係。

這些，正是 documentary 和 mockumentary 的不同。

程翔、羅恩惠強調，如果《憂鬱之島》是單純的紀錄片，無論導演訪問石中英談甚麼，都不是問題。但現在卻是讓人誤會這是紀錄片，其實卻可能涉及導演對被訪者內容的直接參與，又或涉及被訪者反過來顛覆原有權力結構、反客為主，那就不夠誠實。他們認為，對參與眾籌的支持者而言，這是一種出賣；正如批評《給十九歲的我》的聲音認為，導演有份擺佈學生的劇情，學校有份以無形權力推行拍攝，卻又讓觀眾以為是百分百真實、自然，這也是對「香港情懷」的一種出賣。

以我認識的陳梓維導演，大概只是希望在藝術創作角度求突破，影展得獎，沒有這樣的政治心思。以我理解的張婉婷導演，大概也只是希望對「母校」拍一些懷舊致敬偉光正作品，沒有深思那些最敏感的信任議題，或認為自己的大師姐身份，可以令事情輕輕帶過。

可惜，在一個已經被政權刻意打破社會互信的「新香港」，一切信任基礎只會更脆弱。結果越是打算掩蓋，越是適得其反。

▶️《憂鬱之島》導演陳梓桓：為甚麼幾代香港人，都活在一個「憂鬱之島」？（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zHuoXNpz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