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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張秀賢苦主大聯盟」同期出現的,還有編劇任俠向古天樂的天下一公司追討編劇欠薪的公開信。從雙方文書往來,教人看得心傷。

我不直接認識任俠。但他的《少年》劇本集是,我在台灣的出版社為他們出版的,對這一行能夠有多少收入,心知肚明。

他很有性格,一年前,他旁邊的朋友請我訪問他,他堅持只接受任何看過《少年》的人訪問談《少年》,而這是合理的。問題是當時電影沒有公映,他也沒有留位,其實就是沒有機會了,儘管訪問宣傳對他利多於弊。

然後差不多一年後,始終又是未能完成。

這種少年的傲氣,其實是很值得我們珍惜的。

從他(或他創立的編劇聯盟)發出的公開信來看,不懂處世、不懂社會潛規則,清晰不過。

但要說他刻意製造事端、吸眼球、挑戰古天樂,這卻是以「成人」之心度之。看到這樣一封信,無論誰是誰非,日後找他合作的人(特別是有名有姓有資源的人),會多了、還是少了?一個深黃的人,除了古生,還有多少選擇?但他不管這些計算,因為覺得自己理應爭取,雖然其實他真正申索的對象,似是他的老師舒琪。

在這個年頭,這樣的堅持,已經很少見。

為爭取自己認為合理的東西,用自己的方式發聲,本來就是香港人的特質之一。然後經過一輪磨合也好、廝殺也好,到最後,本來總會找到最大公因數,理應皆大歡喜,這從來是香港之道。

但經過這幾年的訓練,現實生活也好,社交媒體也好,已經習慣了二元對立、非黑即白的思維。這種「勇於鬥爭」的矛盾論,正是習近平「教導」我們的。

無論對與錯,大公司、或為人前輩的老師,本來有implied 社會責任,在每一個案例尋求社會整體進步。但前提是要有一個由下而上的公民社會。否則,一切就變得官僚和機械。

而政權最擅長的就是這樣:以「工具理性」,將本來價值觀主導的,變成千篇一律的template、條文,再服務自己的利益,最終扭曲初心的價值觀。

任俠的編劇費,又令我想起早前鄧小樺的稿費爭議。

究竟爭論焦點是甚麼?作者應有稿費多少?有沒有可能劃一爭取?這些細節,我都已經不記得,因為從來沒有詳細go into。坊間自然也是一樣,感興趣的是當刻的流量密碼:「肥鴨」+「稿費」。

但作家的稿費有沒有增加到?自然沒有。而且在可見將來,隨著AI 寫作大行其道,只怕更多作家 / 作者陷入被淘汰之列。

自從網絡時代興起,越來越多即時表態,越來越難醞釀新結構,這是令人憂慮的。良好的制度,能夠化衝突為新結構和動力;反之,只會瓦解一切,還原為原子,是的,那終極結果,就和共產黨治下殊途同歸。

▶️ 周冠威導演:經歷時代革命,尋回真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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