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176】學者林根的「Controlocracy」與新香港 (Patreon)

耶魯大學教授Timothy Snyder的《暴政》一書，說的正是逐步走向暴政的這種過渡期，但「新香港」的終點在哪裏，卻不一定是作者不斷舉證的納粹德國、共產蘇聯，也許是「獨裁者2.0」模型。

「獨裁者2.0」這名字，延伸自學者杜森（William Dobson）的《獨裁者的演化》一書，講述普京一類現代獨裁者貌似不會徹底獨裁，卻懂得提供無關痛癢的可控式「自由」、「民主」，增加政權的表面認受性，再配合體制外的民族主義群眾運動，來達到更有效率的全面操控。

中國大陸自然也屬於同一模型，牛津大學學者林根（Stein Ringen）認為普通的專制主義（autocracy），不足以形容中國國情，特別創造了一個名詞：「Controlocracy」，去講解中國的「管控專制」。

這模式最「成功」之處，就是不用政權親自下令每一步怎做，只要依靠無所不在的監控部門，去製造白色恐怖，就會讓人民知道「政治不正確」的嚴重代價。加上半操控、半自發配合官方文宣的網絡民粹主義者，讓全體人民互相檢查、自我審查，從而達到「全面管治」、「依法施政」、「社會和諧」的目的。

於是表面上，中國大陸沒有北韓獨裁，人民畢竟享有網購、看電影、甚至隔靴搔癢零星罵政府的自由。只是當任何公民社會、群眾結社、乃至網絡「大V」粉絲群組織起來，壓力就接踵而至。

在Controlocracy模式，政權的最大訴求，就是維持自身的壟斷性管治；任何有潛能得到集體支持的個人、議題和組織，都是對手。只要個體與個體之間互不信任、高度斷裂，缺乏自我生存的能力，除了「信政府、唔怕」之外別無選擇，自然而言就不敢發聲；即使有個別雜音，也可消滅於萌芽狀態。慢慢下來，政權希望大多數人會滿足於對內有消費自由、對外有「大國」虛榮的純物質層狀態，不知道在吃喝玩樂之外，還有真正的人生意義。

當北京聲稱要「全面管治」「新香港」，同一個Controlocracy模型，在《港區國安法》通過之後，乃至在2019年爆發「反送中運動」之後，已經全速運作。港英公務員出身、當時的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曾說：「或許香港沒有西方民主的全面外貌，但事實上香港長久以來一直不折不扣地享有真正及實質的自由。」這句話，加上前文後理和修正，其實未嘗不正確：香港「確實」（不是或許）沒有西方民主的「全面外貌」（也就是一切），但1997年前的香港，起碼在「六七暴動」之後，一直享有真自由。

記得我們讀書時，固然有不少老師天天滲透愛國情懷，但第一次是聽到「港獨」概念，同樣是從小學老師口中道來（好像是說「香港人口到了600萬就可以獨立」）；至於支持民主更是不在話下，一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當時不少香港人一面支持民主運動，一面走到深圳、東莞設廠做生意；演藝人搞完六四晚會，就搞華東賑災籌款；當時的港產片，都是給真香港人看的，沒有任何禁忌。一些左派前輩經常說，雖然他們的意識形態反對殖民管治，但對英國人的智慧、胸襟、管治模式都很佩服：港英不容許他們掌權，但刻意留一條生路，讓他們放手搞生意，或成為專業人士，利益均沾，社會壓力就不會爆炸……

俱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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