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162】為何新加坡做到的，新香港做不到？ (Patreon)

《港區國安法》的指導思想，據說是這樣的：「北京確是需要香港，但只要有辦法維持香港經濟自由開放，同時收緊對政治社會的控制，國際社會難道真的不接受？」不少建制中人舉出新加坡為例子，認為當地威權程度在2020年前本來比香港還高，但無損國際社會對其經濟自由的信任。

真的麼？

以上論據，假如放在其他地方，並非不會出現。假如某地保持經濟穩定，同時滿足國際利益均沾的潛規則，政治上如何收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在表面抗議之外，確實不一定有實質行動，而這的確是新加坡成功之道。假如期望美國搞理念外交，沙特阿拉伯這類案例恆河沙數，足以令希望幻滅。

問題是，香港，是獨一無二的。要是北京以為香港的自由、人權、法治急速倒退，但能勉強維持經濟穩定，國際社會就不會在意，香港就可以繼續用來「走出去」，這是典型的滑坡謬誤。假如北京繼續以2012年前的方式管治香港，在西方眼中，也許「不完美、可接受」；但渡過了2019年，新加坡做到的，香港就是做不到，因為香港已失去同時出現「政治收緊」、「經濟自由」、「國際利益均沾」三者的可能。

首先，新加坡的盟友是美國，民意在亞太區當中最支持美國領導，還為美國提供軍事基地，屬於美國在亞太的戰略重鎮；香港則是中國特區，「一國」正在「全面管治」中。曾與一位新加坡官員有這樣的私人對話，談到甚麼主權基金淡馬錫某年虧損那麼多，答案是「算作保護費吧」。至於香港的儲備，自然也是「一國」部份，中國大陸剛在香港發行以美元為單位的國債，為的自然是在香港吸美元，買家市傳可能包括金管局，利益歸何方，不證自明。換句話說，新加坡是威權、還是民主，都不會影響美國利益，因為後者是新加坡朝野共識；但香港要是沒有民選議會、英式法治、普世價值、言論自由制衡，避免一國以「國家利益」之名自把自為，作為保障國際利益的安全閥，各國利益還剩下多少，就只能憑北京聖斷，情況就和上海、深圳無異。

新加坡的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之間，確是充份合作，似乎不很符合國際企業希望所見的法治；但與此同時，新加坡的制度獨立自主，高度理性、可測，卻能保障國際企業渴求穩定、符合專業操守的目標。新加坡企業、銀行的compliance、due diligence相當可靠，國際企業正是需要這些，而新加坡沒有價值觀完全相衝的「太上皇」，專業人士只需要提供專業服務、鞏固自身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就可以繼續發大財，自然沒有「新香港」那樣破壞規矩做數、「行方便」的誘因。

不像香港，現在要照顧「一國」利益，國企若要求工作人員「做數」、「填數」，只要以「國家利益」之名，就可以超越「兩制」範疇；慢慢下來，就連compliance也不再有公信力。今天政權能夠因為政治不正確原因，向銀行、航空公司施壓解僱員工，為所欲為，有權用盡，他朝難道不會因為同類原因，溫馨提示有關企業在某些地方「便宜行事」？上海、深圳始終取代不了香港，就是這方面始終不能給予國際社會信心。因此香港核心價值能否被捍衛，就比新加坡的法治更關鍵。

加上新加坡高薪養廉，官員得到全球最高薪待遇，全國上下習慣了謹小慎微，作風極度官僚，卻養成了一切體系跟足規矩的優點。這和中國講求關係、圓通、面子的國情，背道而馳；這種國情在沒有核心價值支撐的香港，卻只會橫行無忌，也就是現在這樣。當一個行普通法的香港，在《港區國安法》下，已經不斷出現種種古法濫捕的案例，再加上凌駕一切、以大陸法撰寫、以法家律令方式操作的《國安法》本身，國際企業怎可能放心下個不會輪到自己？新加坡卻相反，就是有異見人士Amos Yee一類案件，外資依然相信有足夠安全閥，威權不會波及經濟體系。

⏺ 北京以新加坡模式改造香港，錯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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