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162】為何新加坡做到的,新香港做不到? (Patr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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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國安法》的指導思想,據說是這樣的:「北京確是需要香港,但只要有辦法維持香港經濟自由開放,同時收緊對政治社會的控制,國際社會難道真的不接受?」不少建制中人舉出新加坡為例子,認為當地威權程度在2020年前本來比香港還高,但無損國際社會對其經濟自由的信任。
真的麼?
以上論據,假如放在其他地方,並非不會出現。假如某地保持經濟穩定,同時滿足國際利益均沾的潛規則,政治上如何收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在表面抗議之外,確實不一定有實質行動,而這的確是新加坡成功之道。假如期望美國搞理念外交,沙特阿拉伯這類案例恆河沙數,足以令希望幻滅。
問題是,香港,是獨一無二的。要是北京以為香港的自由、人權、法治急速倒退,但能勉強維持經濟穩定,國際社會就不會在意,香港就可以繼續用來「走出去」,這是典型的滑坡謬誤。假如北京繼續以2012年前的方式管治香港,在西方眼中,也許「不完美、可接受」;但渡過了2019年,新加坡做到的,香港就是做不到,因為香港已失去同時出現「政治收緊」、「經濟自由」、「國際利益均沾」三者的可能。
首先,新加坡的盟友是美國,民意在亞太區當中最支持美國領導,還為美國提供軍事基地,屬於美國在亞太的戰略重鎮;香港則是中國特區,「一國」正在「全面管治」中。曾與一位新加坡官員有這樣的私人對話,談到甚麼主權基金淡馬錫某年虧損那麼多,答案是「算作保護費吧」。至於香港的儲備,自然也是「一國」部份,中國大陸剛在香港發行以美元為單位的國債,為的自然是在香港吸美元,買家市傳可能包括金管局,利益歸何方,不證自明。換句話說,新加坡是威權、還是民主,都不會影響美國利益,因為後者是新加坡朝野共識;但香港要是沒有民選議會、英式法治、普世價值、言論自由制衡,避免一國以「國家利益」之名自把自為,作為保障國際利益的安全閥,各國利益還剩下多少,就只能憑北京聖斷,情況就和上海、深圳無異。
新加坡的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之間,確是充份合作,似乎不很符合國際企業希望所見的法治;但與此同時,新加坡的制度獨立自主,高度理性、可測,卻能保障國際企業渴求穩定、符合專業操守的目標。新加坡企業、銀行的compliance、due diligence相當可靠,國際企業正是需要這些,而新加坡沒有價值觀完全相衝的「太上皇」,專業人士只需要提供專業服務、鞏固自身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就可以繼續發大財,自然沒有「新香港」那樣破壞規矩做數、「行方便」的誘因。
不像香港,現在要照顧「一國」利益,國企若要求工作人員「做數」、「填數」,只要以「國家利益」之名,就可以超越「兩制」範疇;慢慢下來,就連compliance也不再有公信力。今天政權能夠因為政治不正確原因,向銀行、航空公司施壓解僱員工,為所欲為,有權用盡,他朝難道不會因為同類原因,溫馨提示有關企業在某些地方「便宜行事」?上海、深圳始終取代不了香港,就是這方面始終不能給予國際社會信心。因此香港核心價值能否被捍衛,就比新加坡的法治更關鍵。
加上新加坡高薪養廉,官員得到全球最高薪待遇,全國上下習慣了謹小慎微,作風極度官僚,卻養成了一切體系跟足規矩的優點。這和中國講求關係、圓通、面子的國情,背道而馳;這種國情在沒有核心價值支撐的香港,卻只會橫行無忌,也就是現在這樣。當一個行普通法的香港,在《港區國安法》下,已經不斷出現種種古法濫捕的案例,再加上凌駕一切、以大陸法撰寫、以法家律令方式操作的《國安法》本身,國際企業怎可能放心下個不會輪到自己?新加坡卻相反,就是有異見人士Amos Yee一類案件,外資依然相信有足夠安全閥,威權不會波及經濟體系。
⏺ 北京以新加坡模式改造香港,錯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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