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 394】《大公報》英文版的歷史價值：為何中共政權在1981年前，連一份英文媒體也沒有？ (Patreon)

《大公報》英文版之所以重要，與香港昔日的獨特國際地位自然息息相關。理解這價值之前，先說一些背景資料：原來直到1981年，中共建政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居然一直連一份英文媒體也沒有，直到英文《中國日報》面世。之前外界要閱讀「紅色中國」，就要靠《大公報》英文版。

為什麼中共這麼重視「大外宣」的政權，居然長期沒有自己的官方英文喉舌，這是非常有趣的一個課題。在中共建政早年，有外國留學、生活經驗，或國內有英文工作經驗的精英大不乏人，特別是周恩來、鄧小平等人的留法經驗令他們懂得與外國人溝通，自然不應該忽視文宣這一環。加上當時不少左傾中國知識份子擁有全國最好的英文程度，其中個別來到香港的《大公報》，但更多的留在國內，要辦一份英文報紙，人力應該綽綽有餘。

相信箇中原因，首先是中共早年對蘇聯「一邊倒」，而共產國際又包攬了各國共產黨的主要對外聯繫口徑。就算要對外人解釋自己，當時更重要的是俄文，而不是英文；在中蘇友好時期，對外資訊也可以托塔斯社、《真理報》等傳到海外。

直到1979年，中共才和美國建交，之前就算有自己的英文報紙，也賣不到美國：根據美國法律，中國官方刊物在美國發售要登記為「外國代理人」，沒有建交就登記不了。唯有依靠表面上的非中國官方身份、發行又是在英國殖民地的《大公報》英文版，才可以鑽空子。

中共本來要對外進行大外宣的另一招數，就是通過「國際友人」，也可說是第一批「洋五毛」。建政前最著名的「三大國際友人」被稱為「3S」，分別是斯諾（Edgar Snow）、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都是美國左翼記者。通過他們進行大外宣，總比中共自說自話來得理想；反而用了自己的喉舌，對外宣傳成效就會大減。沒有官方英文媒體之前，各種「國際友人」的身段就柔軟得多，而當時中共與世界各國大多未建交，也需要更彈性的對外溝通方式，不可能一切今天「戰狼外交」那樣硬梆梆。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人事。中宣部一直是毛澤東最重視的部門之一，文革期間主管文宣的是極左親信陳伯達、康生，之前是陸定一，都不是周恩來嫡系。假如中共政權打正旗號有一份自己的英文媒體，一定是歸中宣部管轄（就像後來的英文《中國日報》那樣），就會是陳伯達、康生之流負責。但假如歸英屬香港的《大公報》以「民間」身份辦一個英文版進行，reporting line 雖然也有中宣部，最後還是向周恩來的外交部體系負責，整個手法、作風，就會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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