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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和香港都曾經是新安縣一部份,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就是以「北深圳」逐步複製「南深圳」的模型。英國作家Jan Morris在其講述香港歷史的作品中,有這麼一段描述1980-1990年代深圳的境況:

「深圳當然還不是香港。這裡有一種無法界定不滿的氣氛,還加上某種骯髒或消極的氣氛,減弱了進取心的優勢,而這讓你知道,你現在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僅管深圳感覺像是香港的延伸地帶,甚至可以說非常像是香港的效區,彷彿是殖民地正在掌管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非共和國在接管著殖民地。」[1]

從Jan Morris的文字,除了反映深圳如何看待香港,也可以感受到香港商人當年在深圳積極投資的痕跡。

正如香港學者刑慕寰指出,香港自1950年代起,因大量難民逃難至香港發展,同時亦得益於英國公允的法制,令香港發展出大形、密集的生產模式。而當時的難民,正可充當廉價勞動力,令香港商品能在國際市場維持競爭力。[2] 然而,城市在發展的過程中,商人需要面對人力成本逐步上升的必然問題,而鄧小平的「開革開放」,正好滿足港商,或甚至當時的台商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讓他們紛紛至中國大陸境內設廠。商人在設廠的同時,當然亦將資金、技術、就業職位和生產工具等,一同帶進中國大陸,也就是「深圳香港化」。

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公佈的數據,自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外商經香港直接投資中國大陸的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持續佔約六成至今,比起直接將資金與技術投資至中國大陸,外商更多經由香港作跳板,可見香港是引進外資與技術到中國大陸的最大「白手套」。

中國中山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林江對香港的觀察,同樣值得參考。這位中國大陸學者認為,香港在中國過去改革開放過程裡,扮演了「貢獻者」和「引領者」的角色,為當時的中國提供包括資金、技術、人才、機器設備,以及其他無形資產,直接和間接幫助當時的中國大陸創造財富,和大量就業機會:

「中國政府在招商引資的過程中,港資一直是中國利用外資的重要組成部分。借助中國豐富的土地和人力資源,香港商人分階段地在中國投資建廠,為其製造業發展奠定基礎。與此同時,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和力度的加大,港資利用其在現代服務業上的優勢,也對中國的服務業發展貢獻良多。」[3]

可以說,鄧小平的「南巡」挽救了深圳,卻打破了香港人獨立自主、維持獨立經濟實力的最後希望。由於不少香港商人被說服以深圳取代香港作為大本營,最初只是貪圖廉價勞動力,逐漸卻演變成依賴深圳的市場,再通過深圳走進中國大陸腹地尋租,他們逐漸反主為客,結果就成為中共政權融合香港的最大工具。這段歷史,也很值得台灣的台商仔細參考,防微杜漸。

[1] 黃芳田(譯),Jan Morris(原著)(2017)。《香港─大英帝國的終章》。新北市:八旗文化。:頁373

[2] 刑慕寰(1981)。〈一塊石頭的奇跡〉,《中國時報》,6月20日,版2

[3]《香港商報》。責任編輯:程向明〈港商率先投資內地 帶來大量資金、技術、人才〉,2018/07/22。

▶️ 延伸視頻:龔小夏博士:誘惑西方入局的上海買辦:我們應該如何評價江澤民一生?(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_G14ODhL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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