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128】國際港口成絕唱：習近平如何改造「南北深圳」關係？ (Patreon)

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設計中，深圳、蛇口等「經濟特區」，和英屬香港這個英國殖民地之間，本來存在一個有效的防火牆，這也是港口和腹地的傳統分工。

一方面，國際資金、技術、人才可以通過香港這個「白手套」送到中國大陸，而不用牴觸中國大陸種種奉行舉國體制的法律；另一方面，中國也不要求審查香港人的意識形態，不希望改變香港人的生活模式。這不是「大發善心」，也不一定完全是權宜之計，而是曾經留學法國的鄧小平畢竟有國際視野，明白到如果香港本身的制度和中國大陸趨同，就已經扮演不了「白手套」的角色。深圳、蛇口只是利用香港搭便車，但要完全取代香港，並不可能，起碼鄧小平一生從來沒有這樣的態度，而他希望親身踏足香港的心願，也隨著他在1997年2月病故，而成為一生遺憾。

以鎮壓八九六四這件鄧小平一生最大的爭議為例，無論他本人的立場如何，不少中國通緝犯還是通過香港成功逃到世界各地，是為「黃雀行動」。然而中國大陸政權並沒有對港英政府明顯施壓，反而是港督衛奕信自己有所憂慮。甚至在主權移交後，連頭號「通緝犯」學運領袖吾爾開希在2004年要出席香港藝人梅艷芳的喪禮，董建華政府也讓其入境，來去自如。這些在《港區國安法》通過後的「新香港」，直屬匪夷所思。

不少香港中小企商人、甚至「泛民」政黨成員，都會一邊出席香港的年度六四晚會，一邊北上東莞、深圳設廠，起碼直到習近平上台前依然如是。那時候，深圳人不會在意香港人在香港的任何政治表態，只要他們過了邊境後，不違反中國大陸法律，即可；香港人也不會因為這些人在中國大陸有業務，而以陰謀論看待他們，認為他們已經被統戰，或有把柄被掌握，而不再是「同路人」。這種日常生活的經歷，本來就是「一國兩制」防火牆的最有效實踐。

對中國政府而言，這除了是保留了香港的國際功能，讓各國投資者可以不用擔心自己的核心價值和生活習慣因為投資中國大陸而改變，也是留給香港發展其他國際業務的可能：就算生產模式因為勞工便宜而上移到中國大陸，也不用改變根本設計，保留了他們到其他地方發展、乃至回到香港的空間。一旦全球經濟模式轉型，依然保全了活路。

然而習近平的「泛珠三角9+2」設計，卻剛好相反，正是要拆毀這樣的防火牆，卻又要求香港繼續承擔國際白手套的功能，兩者之邏輯矛盾，我們已多次講述。而且這一套「國安經濟」，逼使所有香港企業都要有在中國大陸的抵押品，要令「中國國安」和「普世價值」兩者之間脫軌，無形中令他們金蟬脫殼到其他地方發展的空間大為收窄。當其他國家投資香港要面對的風險，也和在中國大陸其他城市大同小異，自然也會降低投資香港的意欲。這種「南北深圳合併」、卻又自行一廂情願賦予「國際分工」的政策，可謂匪夷所思，唯一成功的可能性，就是中國已經是全球唯一超級霸權。但假如是這樣，又還有甚麼國際化的需要？可惜香港國際港口原有的複雜設計，就被這樣白白糟蹋了，而且恐怕不容易再回頭。

▶️ 延伸視頻：龔小夏博士：江澤民容忍香港的有限度自由，為了甚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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