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127】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如何改變香港港口的結構？ (Patreon)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港口，固然與英國人的設計息息相關，但中國歷代政府如何利用，也對香港的結構產生根本影響。這方面近年最大的改造，可謂來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在標誌鄧小平成為中共政權第二代領導核心的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提出「對內改革、對外開放」、「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等經濟改革主張，即「改革開放」政策。而在這政策推出前，香港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往來，一直受限於「巴統體系禁運」，直到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遜訪問北京，雖然宣佈取消對中禁運，但中國市場非常封閉，制度上根本不容許大舉與世界進行貿易。這段期間，中國大陸主要通過霍英東、曹文錦等港商，與外國進行藥物、橡膠、糧食、化學品、緊急物資的交易。

那香港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革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我們可以參考鄧小平本人的原話。1988年6月3日，鄧小平出席「九十年代的中國與世界」國際會議，表示「中國要謀求發展，攞脫貧窮和落後，就必需開放；開放不僅是發展國際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國際的經驗。」當時鄧小平借鑒的角色，就是香港：「現在有一個香港，我們在內地還要造幾個『香港』，就是說，為了實現我們的發展目標，要更加開放。」[1] 透過那次講話的主題「吸收國際經驗」可見，當時的中國缺乏資金、技術與人才，香港就是擔任吸收外資、引進外國技術進入中國的「白手套」角色。

根據前國務院港澳研究所研究員、金融研究室主任盧受采的著作，香港是海外資金、僑匯等進入中國的跳板和中轉地，其中最為積極者，為南洋商業銀行董事長莊世平。莊為響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於1979年後成立中國投資諮詢部，積極引進外資入中國。另外，香港企業以所謂「三來一補」的形式，引進外國先進的生產技術進入中國，這裏的「三來」指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而「一補」為補償貿易。即外商投資興建廠房和投入技術、原料、來樣，並負責產品外銷，中國企業則提供土地、廠房、勞力。當時廣東省通過香港引進各種設備約300萬台、生產線超過3000條，技術包括紡織、成衣、機械、電子、家用電器等，使中國不少企業的技術得到更新。例如TCL科技集團的前身，為成立於1981年的中港合資創辦的TTK家庭電器有限公司。[2]「三來一補」政策後演變為「三資企業」，即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外資企業三類。根據中國對外經關係及貿易委員會公佈數字，由1979-1989年間，投資中國的外來資本累計達185億元美元，其中65%都是來自英屬香港。

配合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中國國務院於1984年5月4日發佈《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紀要》，主旨為「加快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的步伐」。紀要公佈後，中國進一步開放天津、上海、大連、秦皇島、煙台、青島、連雲港、南通、寧波、温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等14個沿海港口城市，積極利用國外資源（包括資金、物資、技術、知識、人才）擴展國際市場，讓市內工業結構改組、企業技術改造，而這些資金和資源，同樣大部份都是來自香港。

通過上述文獻，大致能勾勒出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與香港之間的關係。鄧小平冀透過「改革開放」，吸引外資、技術和人才進入中國。而當時的中國，歷經多年政治運動後經濟破敗，生產技術落後於世界其他各國，鄧小平透過香港吸引外國資本及技術，藉此更新生產技術、訓練人才，令大部份香港赴中國發展的企業（主要是中小企），不久就面對「教識徒弟無師父」的局面。加上中國大陸法規缺乏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慢慢只能面對惡性競爭。

中國在港商投資的過程中，學習到港企的技術之後，往往另開企業與之競爭，結果使不少港商結業，卻掏空了香港的本土工業產能。多年後，香港只剩下單一的「白手套」角色，自身卻越來越缺乏自給自足的生命力，對中國大陸的一切構成結構性依賴，其國際港口的功能，就在不知不覺間逆轉、平面化。諷刺的是，這也是不少各國港口參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後面對的故事，只不過香港被「奪舍」的經歷，早了二十年罷了。

[1] 鄧小平。1993。《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頁45－47。

[2] 盧受采、盧冬青。2002年。《香港經濟史》。香港：三聯書店。頁308-311。

[3] 中國對外經關係及貿易委員會，《中國統計年鑑》，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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