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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有一次母親要帶我去一個佈道大會,說是機會千載難逢,幾乎是說到拜見聖人的級別,給我印象很深。那是1990年,講者確是宗教界超級明星:來自「外國勢力」美國的葛培理牧師(William Franklin Granham)。

當時我自然不知道葛培理在宗教身份以外,還是國際關係重要角色,美國福音派領袖,有龐大群眾基礎。後來他的兒子葛福臨高度介入政治,成為共和黨「新保守主義」派的國師;不過葛培理則相對超然,和兩黨總統都相熟,地位也更殿堂級。由於福音派成功開拓了「右翼群眾運動」市場,打破左派才懂得動員群眾的壟斷,他如何在各地製造人山人海場景,就成了不少人的研究對象。

葛培理曾經三次來到香港「傳福音」,第一次在1956年,當時港英二戰後百廢待興,此行似乎頗有維穩意味;第二次在1975年,那是香港的黃金時代,更多似是來收成;第三次就是我被帶同參與的1990年,當時葛培理已經72歲,香港則適逢六四之後,人心再次浮動,對心靈寄託的需要又再增加。母親在教會學校長大之後,雖然在《大公報》工作,卻依然專門朝聖似的參加了葛培理1975年那次佈道會,而且津津樂道。當年據說有超過20萬人次出席,葛培理選擇在大球場傳福音,更是開啟了先河。

到了1990年那次,母親強調機會難得,而且也希望重溫舊夢,於是就說要我和她一起去。不過我們預備了一整天的糧草,走到大球場附近,人實在太多,根本不可能入場,而且秩序有點混亂,最後就頗為掃興地草草回家,在家繼續聽收音機他的福音。後來才知道,那一場居然有32萬香港人出席,無論從甚麼角度,這數字都出奇地誇張。大概除了八九六四的百萬人大遊行,這是香港人在主權移交前,出席大型活動的紀錄。

為什麼福音派總是要製造這樣的場面?

客觀原因,自然是要創下「即場信主」的紀錄,而且那也是一個龐大產業鏈,世界一線藝人巡迴演出可以帶動的周邊產業,葛培理全都可以,而且有了宗教元素,現金流可以更誇張。

但當時的我就直覺覺得很反感:有甚麼可能幾十萬人聽某君「講耶穌」一次,而且收音設備差,現場又嘈雜,很多人根本是「到此一遊」打卡心態出現,就可以令人「改變一生」?就算真的要consider這個宗教,也應該在很私人的空間思考、討論、辯論,而不是跟大隊,在群眾壓力和人為盛事氣氛下輕率決定。而到了今天,我依然如是想。

▶️ 延伸視頻:王少勇牧師:人在海外,亂世凝聚香港魂(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G_40tpgI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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