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118】葡萄牙、西班牙的港口體系 (Patreon)

英國人在香港建立港口外交體系之前，明顯參考了早前的海上霸權案例。

近代世界的第一個海上帝國葡萄牙在海外港口體系建設中，充份承載了港口軍事與經濟功能的交織關係。雖然代表中國大陸大明王朝出使印度洋的使者鄭和，曾把中華帝國強大的權力，投射到東南亞、印度次大陸和非洲東部海岸，但葡萄牙人通過海外港口殖民地和常駐艦隊，成功沖淡鄭和時代的影響力，在亞洲、非洲保持了相當長久的勢力。由於明朝缺乏繼續在海上統治的意願和動力，後發先至的葡萄牙帝國成為最大得益者，而在葡萄牙走向全球海上霸主的道路上，以威尼斯體系為藍本的葡萄牙港口體系，亦不容忽視。葡萄牙商人沒有往返本國首都里斯本，而是在印度次大陸的果亞、和馬來半島馬六甲開發海外造船廠，以便直接在海外港口建造和修理船隻。澳門則成為葡萄牙帝國航線進入中國大陸的切入點，也是和大明帝國進行陸海交接的默契所在。[1]

這種布局，確實為增強葡萄牙投射遠程海軍力量的能力，奠定了堅實基礎。就葡萄牙港口殖民地的特質而言，海外港口都盛行經濟活動，例如許多在巴西、東非和印度的葡萄牙貿易區和殖民地，都是葡萄牙的 feitoria（工廠），在西非的轉口港則是葡萄牙與歐洲國家的奴隸交易中心。然而葡萄牙海上擴張的重要動力，主要來自商業活動和經濟刺激，而不是海軍統治。在東亞貿易網絡，葡萄牙與明朝、日本幕府政權都簽訂了外交條約，以獲得專屬貿易和定居權，而不是直接殖民有關港口，例如澳門和長崎，令這些地方既保持了本國政權的管治，也出現了大量並非完全居於主導地位的外國人，從而孕育了澳門、長崎這些早期「全球在地化」的特殊港口案例。不少海事史學家認為，在葡萄牙帝國的海上擴張中，海軍力量在獲得海外港口及擴張貿易網絡方面的作用有限，葡萄牙商人其實和威尼斯商人一樣，都是以貿易自然打開各國市場的專才，而他們進入澳門，也可以和威尼斯的馬可孛羅進入大元帝國時代的中國大陸比較。[2] 

如果葡萄牙的港口體系，被描述為通過外交手段，去獲得海外生產基地、和貿易中心的全球網絡，其對手西班牙帝國的港口體系，則更傾向成為軍事統治和貿易路線並重的全球海上網絡。葡萄牙和西班牙這兩大同期海上霸權之間的區別，主要有兩方面：首先，葡萄牙沒有爭奪地中海地區的海上霸權，但西班牙帝國和鄂圖曼帝國長期為地中海基地的控制權鬥爭，因此，海軍力量對於西班牙帝國維持在地中海的控制權，顯得非常重要。其次葡萄牙帝國的擴張，須面對來自阿拉伯、印度及華人社區的抵抗，西班牙人則要面對文化豐厚、但軍事實力遜色的印加、阿茲特克、瑪雅等拉丁美洲土著帝國的抵抗。反抗力度的差異，導致西班牙在拉丁美洲和菲律賓佔據了大量土地，深入內部，從而奪取了那裡大量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奢侈貴金屬，因此也令西班牙鑄造的金幣、銀幣逐漸成為世界流通貨幣。 [3]

軍艦和民用船隻開始變得更易區分，也是因為西班牙帝國可以負擔專門戰鬥和保護民用船隻的海軍艦艇，令民用船隻可以分工合作，負責承載從南美、菲律賓提取的天然資源和貴金屬。西班牙的海外民用港口，或許還保留著為商業船隊和海軍艦艇服務的雙重功能，但它們已經不再是商品的生產基地；相反，主要功能變成充當壟斷貿易路線的交匯點，並協助後勤支援。這種港口功能的過渡，卻是日後英國建立香港國際港口時的參考基礎。

[1] Glete 2000；Padfield 1979；Harkavy 2007

[2] Boxer 1969；Padfield 1979.

[3] Parry 1949；Harkavy 2007 :48-49.

▶️ 延伸視頻：譚志強：澳門對葡語國家的白手套功能，還剩下多少？（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T4CK6McOi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