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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成立後,北洋軍閥創始人袁世凱掌握大權,對擁護孫中山的南洋華人來說,是一個巨大打擊,經歷了一段低潮期。想不到結果卻出人意表:他們建立的海外華人政治網絡,有了更積極的目標,反而發揮了「出口轉內銷」的關鍵影響力,儘管這個網絡的敵人,已經不再是滿清王朝,而是北洋政府控制的中華民國。

「二次革命」失敗後,在孫中山將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前革命領導人如黃興、李烈鈞、陳炯明等紛紛流亡海外,雖然未能在國內建立能夠挑戰軍閥的力量,卻成功組織了一個更嚴密、更有紀律、乃至具準國家規模的海外華人民間網絡。在1914-1917年間,中華革命黨在東南亞建立了九十多個黨支部和分支部,這個網絡成功在南洋華人圈中籌集了150萬元債券「支持革命」,一切已經有了多權楷模。[1] 這種組織規模,正是2019年之後海外港人的組織雛型。

在民國成立之後的12年中,這類型的民間力量不但在海外建立,同時也與海內大陸進行串連,主要銜接點就是廣東、福建兩省,通過的窗口正是英屬香港。結果,南洋華人網絡當中,陸續出現了與中國大陸不同派系遙相呼應、擁有一定管理和財政能力的「國中之國」。

這些網絡除了對政治運動非常具價值,也有其他副產品,例如加強了中國與海外的交通聯繫,提高南洋華人後代的中文識字率,令海外華人得以保持身份認同。由於這些網絡的所在地有時比中國大陸更穩定,他們開始從中國大陸引入更多教師,開設書店,買入來自中國的書籍,同時也在辦報刊。[2] 這種海外華人的「文藝復興」,頗有歷史求諸野的意味,正是當刻海外港人念茲在茲的。

在海外面向在地政府時,這些網絡的領導人則保持了靈活的兩面性,幫助發展商務,維持治安,組織娛樂活動,逐漸得到本土威望和地位,各地政府也多加尊重,吸納為間接管治的一環。[3] 這些網絡在地成功適應了中國體系之外的法律、行政習慣、資本機會、語言文化,也能夠遊走於各種複雜的壓力集團和官方代表之間。組織上,它們還經常改組架構,有一定的防滲透功能和意識,這對捍衛身份認同、和保持某種隱藏而又不能明言的排他性,有其特殊效用,若即若離、但又不會消逝的身份認同,就那樣傳承過去了。

[1] Ji Lu Huang, Ge Ming Wen Xian (Taipei: Zhong yang wen wu gong ying she, 1970).

[2] Stephen Mun Yoon Leong, Sources, Agencies and Manifestations of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MALAYA, 1937-1941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86).

[3] Nan Yao, Malaiya Hua Qiao Shi Gang Yao (Shanghai: Shanghai shu dian, 1991).

▶️ 延伸視頻:美國「香港人社區中心」發起人Matthew、Jonathan:如何讓全球各地香港人都有自己的 town hal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7V4Cq5To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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