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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父被送進專門治療精神病的葵涌醫院後,幾十年來,都沒有徹底康復過。但情況又不被判斷為很嚴重。就在這樣彷彷彿彿、尷尷尬尬的狀態,渡過餘生。

根據香港醫院的政策,如果住在院內一段時間,只要診斷沒有攻擊性,通常會被鼓勵回到社區融入,因為這是治療不少精神病最有效的方法。但基於前文說過的元州街慘劇,精神病人、包括早起康復者要直接住回家中,往往又會引起不便。

於是,社會福利署就營運了一些中途宿舍,入面有看護、有娛樂,也有基本勞力工作,希望作為精神病康復者回到社區的「中期」過度。說是「中期」,定義上開宗明義,說得明明白白,就是不可能作為長期居所,通常期限是兩年,而且必須醫院、社工轉介。那到了兩年期限,狀態依然未能回到家中,怎辦?答案很簡單:往往又會被轉介回到醫院。

舅父就是這樣,在醫院和中途宿舍之間進進出出。外婆在生時,一直定期看望他,她走了之後就換成我母親。最後,他住進精神病人的老人院,在那裏終老。

這段期間,他每天都要食很多藥,而精神科的藥,有很多副作用:例如呼吸急促,反應遲鈍,以麻痺過份緊張的神經。究竟食那些藥,是否管用,其實一直有很多爭議。比較確定的是,由他病發到願意求診,已經超過十年,早已過了能夠治癒的黃金時機。

舅父每到一個地方,最寶貴的私產,就是一部收音機,一部相機。他大概沒有搞清楚互聯網時代的出現,和已經幾乎淘汰了實體收音機的事實,依然像活在六十年代,拿著一部古典手提收音機,渡過每一個晚上。

至於相機,大概是遺傳自我外公的嗜好,寄情作用,遠多於實際。

外公外婆、父母都很少在我面前提及舅父,也從不讓我去探望他;當然,我也沒有主動要去。特別是外婆,似乎一直覺得這是家恥,不希望我接觸,而我提起也只會讓她尷尬。儘管她其實到人生最後一天,也是最惦掛這個兒子,而她到了年老行動不便時,也堅持要自己定期一個人,單獨長途跋涉去探望。這入面的情結,夾雜了很多糾結,難以名狀,也難以理性剖析。

無論怎樣,那也是人生,只不過是很不幸的一種人生。

▶️延伸視頻:歐陽檉博士:《趁你還記得》:亂世照顧認知障礙長者的辛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BII2YHGZ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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